第一百七十四章 教派与学派 下
之前在和其他人讨论的时候，钱程就发现，有些事情，真不能怪西洲的研究者。因为他们真的没见过，也想象不出汉朝的情况。
而且，其中有些举措，也不是朝廷的命令或者汉朝的惯例，只是钱程自己，受周围人影响，做出的决定。西洲人不知道其中过程，也就无法判断了。
教士们认为不推行强制改宗是因为教众的信仰坚定，教会的神学理论高深完善，使得汉朝拿不出可以取代的宗教，无法改变信仰。但实际上，这件事有多重原因，而且主要是凉州官府自己的考虑。
虽然确实没有对等的宗教，但单纯的改变民间祭祀习俗，纠正不正确的宗教信仰，各级官府还是非常熟悉的。用教化民众的方式，就能极大削减乃至根除教会在当地的影响力。这种做法其实并没有西洲人想的那么难，甚至简单到不止汉朝会。
这个结论，也不是钱程随便得出来的。
实际上，在做出决策之前，钱程一直十分小心谨慎。在他看来，西洲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这里的经营成果能够直接影响到汉朝乃至诸夏文明的发展。而进行经营时，一开始的选择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决定了今后的整体走向。
很多事情，一开始能变，后来就不能变；一开始纠正的难度最小，后来就越来越大；一开始创立共同认同最简单，后来就越来越难。机会的“窗口”时间并不长，所以，必须在一开始就快速准确地选择好经营路线，否则拖得久了，后悔都来不及。
为了避免低级错误，钱程广泛查找资料，寻访了解这方面知识的人。甚至觉得现金的资料还不够，跑去找狐狸精们，试图偷偷获取更多的第一纪记录。由于白芷出现，才不至于还得牺牲色相。
通过这些各种渠道得到的信息，钱程才做出了这种判断。
比如，三浦就明确告诉他，想甄别教徒很简单。这边的教会也有圣象圣物什么的，找个圣象铺地上，让村民踩过去就行。谁不踩，谁就还没诚心改造思想。
三浦说，诚然，这个措施会漏掉一些认为假意改信也没问题的顽固教徒，和一些一心想做生意的灵活教徒，但对于绝大部分教民，已经足够了。
这个时代的乌尼亚信徒们，绝大部分都大字不识一个，别说懂教义，连听过完整经书的人都寥寥无几。那些基层教士自己，主要也是承担基层组织和精神安慰的作用，懂不懂经义都无所谓，让大家觉得他懂，能解释神的意思，代表神来救赎、抚慰大家，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教士的学识水平，而是教士背后的神性。
而这个甄别手段，对于神性的打击是很大的。就算教士声称自己只是假意改信，教徒们也难免会生疑，尤其是双方神学水平都不高的情况下，这种状态是没法长期维持的。要么很快就忍不住，开始作乱；要么就假意改信久了，然后忘了改回来。
教会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他的组织，把组织的根本破坏了，就能极大削弱他。剩下的那些顽固信徒，数量稀少，分布零散，就成不了大事了。
总之，踏绘是扶桑国传统艺能，经过了长期实践，非常值得信赖。在这个世界，一样行得通。虽然有真的触怒对方神灵的风险，但大家都打了这么久，该触怒的早就触怒完了。至今没见什么大反应，可见这边的神能力有限，估计过不了西王母那一关，所以放心来就行。
其他人的看法也差不多。
高仲告诉钱程，在他那个世界里，宗教确实不是问题。出现宗教问题，基本上都是朝廷瞎折腾搞出来的。应该研究为什么朝廷会这么做，而不是把宗教本身看成洪水猛兽，盲目抬高它的能力。毕竟，正常情况下，就算是交趾土人，都能不废多大力气地清理各种宗教势力。
所以，关键点并不是教士们认为的难不难，而是值不值得的问题。
凉州的很多政策显得十分怀柔，实际上就是大家反复考虑之后的结果。
比如，钱程之前原本希望，在当时还是都护府直辖区的乌尼亚腹地，全面推行教化，把礼义贯彻到底。
他计划取缔土人原本的祭神场所，改用汉朝的祭祀；禁止原本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礼节仪式，学习汉朝的礼乐；不准在公共场合穿原本的衣服和剪头发，要束发穿汉朝服饰。做得好的人就奖励，做不好的就。塑造一个“模范区”，给其他土人做示范。但这个想法，遭到了殷琼的反对。为了说服钱程，殷琼找来赵飞燕，一同拜会他。
赵飞燕告诉钱程，典籍上记载过一个故事。当时，儒生公孟子戴着礼帽，腰间插着笏，穿着儒者的服饰，去见墨子，问道：“君子是先穿戴合适的服饰，然后有所作为？还是有作为，再穿戴服饰？”墨子说：“作为和服饰没有关系。从前齐桓公峨冠博带，持着铜剑木盾，治理国家，国家治理的很好；从前晋文公穿着粗布衣服，披着母羊皮的大衣，用皮绳束着剑，治理国家，国家治理的很好；从前楚庄王戴着鲜艳的冠，系着丝制冠带，穿着大红长袍，治理他的国家，国家治理的很好；从前越王勾践剪断头发，用针在身上刺了花纹，治理他的国家，国家治理的很好。这四位国君，他们的服饰不同，但作为却是一样的。我因此知道，有无作为与服饰无关。”
公孟子认为有道理，说：“讲得真好！我听说：‘使好事停止不行的人，是不吉利的。’让我丢弃笏，换了礼帽，再来见您，可以吗？”墨子说：“希望就这样见你，如果一定要丢弃笏，换了礼帽，然后再见面，那反而是让作为与服饰有关系了。”
赵飞燕劝谏道，钱程的这些计划大多华而不实。现在这里刚刚安定，百废待兴。礼节音乐浮夸浪费，对于这里居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根本没有意义。衣着服饰更是细枝末节，不值得兴师动众。不用强制他们穿什么，也不用强制他们不穿什么。应该把精力放在民生上，民众的生活变好了，自然就会亲近官府，不需要走这些冗杂的形式。
但钱程还是很迟疑。他认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汉朝在这里缺乏根基，而没有根基，一切都无法施展。哪怕富裕起来，他们也会自认异类，不把朝廷当自己人。
韩非也讲过一个故事：宋国有个富人，当时下大雨，把他家的墙冲坏了。儿子说：“不把墙修好，肯定会有盗贼来。”邻家的老翁也如此劝说。
富人不听，晚上果然遭了贼，损失很多财物。富人一家都认为儿子很聪明，却怀疑邻家老翁才是盗贼。
人的意识是非常主观的，往往会先看亲疏，然后根据亲疏，断定恩仇；而不是根据得到的恩仇，判断亲疏。如果土人不把朝廷当自己人，那朝廷做什么都是错的。
把他们养的再好，他们也会下意识地找各种理由说服自己，告诉自己不用感谢朝廷，也没有报答的义务——比如异教徒不需要感恩，比如这是侵略者应该做的补偿，诸如此类。这其实与宗教和习俗没什么关系，就是人的本能而已。哪怕不信教，也有的是其他理由。
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得首先让土人和中原人更加“亲近”。而文字、习俗、衣冠，正是区别“我们”和“他们”的最直观要素。
想要获得根基，就得塑造共同点，让这些长相、语言、行为，都和中原不同的人，尽量拥有共同的根基。这个根基塑造的越早越好，哪怕为此使用暴力，得罪很多人，也需要尽快去做。
放在中原，正常的流程是捣毁宗庙，销毁和删改典籍档案，招降有文化的祭司，并杀死其中不服从的人。拆毁足以自守的大城，迁徙和屠戮有组织能力的大族。这一套周密的流程走下来，再命令诸侯率领自己的族众国人，迁移到那里，建立统治。从商周开始，大家就是这么渐渐向周围扩张的。
汉朝大军的余威尚在，土人甚至经常传言一些夸张到让钱程自己都不好意思的段子，把汉朝说的像是天神下凡一般。但这种突发的战争导致的敬畏，随着双方了解的增多，会很快下降的。
所以，现在正是阻力最小，进行改造的最好时机，否则这一仗还不如不打，因为哪怕再打出同样的胜利，土人的心理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钱程原本的策略，比现在这个还要残暴的多。一开始的时候，边境地区有乌尼亚城市叛乱，他是真的考虑过屠城来进行威慑的。
在汉朝看来，土人属于彻头彻尾的蛮夷，堆个京观也没人会说什么。都护府官吏都在气头上，对此是完全支持的。当时新都的人，只有白芷在试图反对这个计划，就连西洲人自己，也没什么感觉——凉州当时招募的基本上都是加拉西亚人，对乌尼亚人的遭遇，基本上都没什么太多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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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其中有些举措，也不是朝廷的命令或者汉朝的惯例，只是钱程自己，受周围人影响，做出的决定。西洲人不知道其中过程，也就无法判断了。
教士们认为不推行强制改宗是因为教众的信仰坚定，教会的神学理论高深完善，使得汉朝拿不出可以取代的宗教，无法改变信仰。但实际上，这件事有多重原因，而且主要是凉州官府自己的考虑。
虽然确实没有对等的宗教，但单纯的改变民间祭祀习俗，纠正不正确的宗教信仰，各级官府还是非常熟悉的。用教化民众的方式，就能极大削减乃至根除教会在当地的影响力。这种做法其实并没有西洲人想的那么难，甚至简单到不止汉朝会。
这个结论，也不是钱程随便得出来的。
实际上，在做出决策之前，钱程一直十分小心谨慎。在他看来，西洲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这里的经营成果能够直接影响到汉朝乃至诸夏文明的发展。而进行经营时，一开始的选择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决定了今后的整体走向。
很多事情，一开始能变，后来就不能变；一开始纠正的难度最小，后来就越来越大；一开始创立共同认同最简单，后来就越来越难。机会的“窗口”时间并不长，所以，必须在一开始就快速准确地选择好经营路线，否则拖得久了，后悔都来不及。
为了避免低级错误，钱程广泛查找资料，寻访了解这方面知识的人。甚至觉得现金的资料还不够，跑去找狐狸精们，试图偷偷获取更多的第一纪记录。由于白芷出现，才不至于还得牺牲色相。
通过这些各种渠道得到的信息，钱程才做出了这种判断。
比如，三浦就明确告诉他，想甄别教徒很简单。这边的教会也有圣象圣物什么的，找个圣象铺地上，让村民踩过去就行。谁不踩，谁就还没诚心改造思想。
三浦说，诚然，这个措施会漏掉一些认为假意改信也没问题的顽固教徒，和一些一心想做生意的灵活教徒，但对于绝大部分教民，已经足够了。
这个时代的乌尼亚信徒们，绝大部分都大字不识一个，别说懂教义，连听过完整经书的人都寥寥无几。那些基层教士自己，主要也是承担基层组织和精神安慰的作用，懂不懂经义都无所谓，让大家觉得他懂，能解释神的意思，代表神来救赎、抚慰大家，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教士的学识水平，而是教士背后的神性。
而这个甄别手段，对于神性的打击是很大的。就算教士声称自己只是假意改信，教徒们也难免会生疑，尤其是双方神学水平都不高的情况下，这种状态是没法长期维持的。要么很快就忍不住，开始作乱；要么就假意改信久了，然后忘了改回来。
教会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他的组织，把组织的根本破坏了，就能极大削弱他。剩下的那些顽固信徒，数量稀少，分布零散，就成不了大事了。
总之，踏绘是扶桑国传统艺能，经过了长期实践，非常值得信赖。在这个世界，一样行得通。虽然有真的触怒对方神灵的风险，但大家都打了这么久，该触怒的早就触怒完了。至今没见什么大反应，可见这边的神能力有限，估计过不了西王母那一关，所以放心来就行。
其他人的看法也差不多。
高仲告诉钱程，在他那个世界里，宗教确实不是问题。出现宗教问题，基本上都是朝廷瞎折腾搞出来的。应该研究为什么朝廷会这么做，而不是把宗教本身看成洪水猛兽，盲目抬高它的能力。毕竟，正常情况下，就算是交趾土人，都能不废多大力气地清理各种宗教势力。
所以，关键点并不是教士们认为的难不难，而是值不值得的问题。
凉州的很多政策显得十分怀柔，实际上就是大家反复考虑之后的结果。
比如，钱程之前原本希望，在当时还是都护府直辖区的乌尼亚腹地，全面推行教化，把礼义贯彻到底。
他计划取缔土人原本的祭神场所，改用汉朝的祭祀；禁止原本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礼节仪式，学习汉朝的礼乐；不准在公共场合穿原本的衣服和剪头发，要束发穿汉朝服饰。做得好的人就奖励，做不好的就。塑造一个“模范区”，给其他土人做示范。但这个想法，遭到了殷琼的反对。为了说服钱程，殷琼找来赵飞燕，一同拜会他。
赵飞燕告诉钱程，典籍上记载过一个故事。当时，儒生公孟子戴着礼帽，腰间插着笏，穿着儒者的服饰，去见墨子，问道：“君子是先穿戴合适的服饰，然后有所作为？还是有作为，再穿戴服饰？”墨子说：“作为和服饰没有关系。从前齐桓公峨冠博带，持着铜剑木盾，治理国家，国家治理的很好；从前晋文公穿着粗布衣服，披着母羊皮的大衣，用皮绳束着剑，治理国家，国家治理的很好；从前楚庄王戴着鲜艳的冠，系着丝制冠带，穿着大红长袍，治理他的国家，国家治理的很好；从前越王勾践剪断头发，用针在身上刺了花纹，治理他的国家，国家治理的很好。这四位国君，他们的服饰不同，但作为却是一样的。我因此知道，有无作为与服饰无关。”
公孟子认为有道理，说：“讲得真好！我听说：‘使好事停止不行的人，是不吉利的。’让我丢弃笏，换了礼帽，再来见您，可以吗？”墨子说：“希望就这样见你，如果一定要丢弃笏，换了礼帽，然后再见面，那反而是让作为与服饰有关系了。”
赵飞燕劝谏道，钱程的这些计划大多华而不实。现在这里刚刚安定，百废待兴。礼节音乐浮夸浪费，对于这里居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根本没有意义。衣着服饰更是细枝末节，不值得兴师动众。不用强制他们穿什么，也不用强制他们不穿什么。应该把精力放在民生上，民众的生活变好了，自然就会亲近官府，不需要走这些冗杂的形式。
但钱程还是很迟疑。他认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汉朝在这里缺乏根基，而没有根基，一切都无法施展。哪怕富裕起来，他们也会自认异类，不把朝廷当自己人。
韩非也讲过一个故事：宋国有个富人，当时下大雨，把他家的墙冲坏了。儿子说：“不把墙修好，肯定会有盗贼来。”邻家的老翁也如此劝说。
富人不听，晚上果然遭了贼，损失很多财物。富人一家都认为儿子很聪明，却怀疑邻家老翁才是盗贼。
人的意识是非常主观的，往往会先看亲疏，然后根据亲疏，断定恩仇；而不是根据得到的恩仇，判断亲疏。如果土人不把朝廷当自己人，那朝廷做什么都是错的。
把他们养的再好，他们也会下意识地找各种理由说服自己，告诉自己不用感谢朝廷，也没有报答的义务——比如异教徒不需要感恩，比如这是侵略者应该做的补偿，诸如此类。这其实与宗教和习俗没什么关系，就是人的本能而已。哪怕不信教，也有的是其他理由。
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得首先让土人和中原人更加“亲近”。而文字、习俗、衣冠，正是区别“我们”和“他们”的最直观要素。
想要获得根基，就得塑造共同点，让这些长相、语言、行为，都和中原不同的人，尽量拥有共同的根基。这个根基塑造的越早越好，哪怕为此使用暴力，得罪很多人，也需要尽快去做。
放在中原，正常的流程是捣毁宗庙，销毁和删改典籍档案，招降有文化的祭司，并杀死其中不服从的人。拆毁足以自守的大城，迁徙和屠戮有组织能力的大族。这一套周密的流程走下来，再命令诸侯率领自己的族众国人，迁移到那里，建立统治。从商周开始，大家就是这么渐渐向周围扩张的。
汉朝大军的余威尚在，土人甚至经常传言一些夸张到让钱程自己都不好意思的段子，把汉朝说的像是天神下凡一般。但这种突发的战争导致的敬畏，随着双方了解的增多，会很快下降的。
所以，现在正是阻力最小，进行改造的最好时机，否则这一仗还不如不打，因为哪怕再打出同样的胜利，土人的心理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钱程原本的策略，比现在这个还要残暴的多。一开始的时候，边境地区有乌尼亚城市叛乱，他是真的考虑过屠城来进行威慑的。
在汉朝看来，土人属于彻头彻尾的蛮夷，堆个京观也没人会说什么。都护府官吏都在气头上，对此是完全支持的。当时新都的人，只有白芷在试图反对这个计划，就连西洲人自己，也没什么感觉——凉州当时招募的基本上都是加拉西亚人，对乌尼亚人的遭遇，基本上都没什么太多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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