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等原则
我们说了这么多，主要就是为了理清这个问题，那就是礼教约束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经济条件的。
这个说到底，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权力和义务之间的对等关系。
参考上文明清工人罢工一样，并不是说近代之前，就没有这种东西，洋人一来大家突然学会了。相反，哪怕手工业，只要技术水平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该发生的都会发生。
而中国古代手工业，显然不是传统叙事上的“静止停滞”，技术上的改进从来就没停过（也包括引进的技术。鸦//片战争之前，清朝也进口洋人设备的）
因此，如上文所说，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妇女对手工业的参与加深，和手工业本身的专业化，对工人的技术水平也越来越有要求。发展到这个时候，随便抓个妇人让她去织布，是完全不现实的。进行教育和培训，是必不可少的过程。
清朝人记录说，女童五六岁就要开始学习纺织，到十四岁成年就已经是技术熟练的纺织好手。这种熟练女工，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机器的效率，也是商品竞争力的保证。
而这种长期的职业教育，形成习惯之后，也必然会对受培训的妇女自身，产生反作用。
此外，手工业的发展也让商业兴盛起来。和主粮、畜牧不同，纺织品需要进入市场销售，换回钱财，才能供养家庭。因此，从事纺织业的妇女，不管是独自经营，还是受雇于工坊主，都需要频繁接触外界，与商人谈判。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也是必须的。
正文部分的资料里，说识字率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情况。对于平民来说，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满足算账和看合同这种需求。对于妇女而言，也是一样的。
结果就是，中下层妇女也开始不可避免地介入商业活动，很多人在纺织之余，也经营小本生意，乃至从事放贷等金融活动。在明清时期的资料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不少妇女借此撑起整个家庭，乃至培养出优秀子弟。社会也不会指责这种情况违反礼教，相反还能获得很好的名声。
此外，资料还显示，当时的主流织机，虽然相对于农田劳作，对体力的要求较低，但也不是没有要求的。大型织机依然需要健壮的妇人才能操作，老弱和儿童只能使用其他小型机器。
把上述这些组合起来，就会发现，这些从事纺织业的妇人，并不止做工这么简单。这些人有固定工作、有专业技能和商业常识、有社会经验，甚至接受过一些识字、算数的基础教育。当这种人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肯定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乃至形成新的需求。
比如，如果按传统观点，礼教是男性用来压制女性的工具。但实际上，明清时期的“旌表”分为两类，除了节妇，还有一类叫“义夫”，就是丧妻之后，坚守男道，义不再娶的男子。
义夫的要求甚至比节妇还高，比如按清朝的规定，需要三十岁之前就开始守节，坚持三十年以上。但明末到清初，节妇守节年限一直是二十年。雍正时期，减少到了十五年。到清朝后期，已经继续减少到了十年乃至六年。
而且，贫穷寡妇守节，可以得到旌表，但贫穷鳏夫“义不再娶”，却基本没有希望。因为在大众看来，无法区分他到底是没有财力再娶，还是单纯的道德坚持。所以，明清官府在旌表义夫的过程中，也总是挑选肯定有能力也有机会再娶，却坚持守节的中上层男性，导致贫穷鳏夫与此几乎无缘。
下层男性对此当然不高兴。明朝张岱的笔记《夜航船》里，一个丧妻不再娶的看门人牢骚道：“但见街坊旌节妇，不闻街坊表义夫。可怜世风日浇薄，使君到处皆秋胡。”——秋胡是浪荡子的意思，这里是抱怨说，官府就知道旌表节妇，却不旌表义夫，导致现在世风日下。
这个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但反映出来的，义夫对于官府性别歧视的不满，却是很真实。
我们之前说过，礼教实际上是中下层男性提出的道德要求，但在这个问题上，义夫对于中下层男性的好处是很有限的。只能说，中国这边的文明，对于这种“对等”的追求是深入骨髓的。乃至这种按照按性别视角，已经不好解释的例子，都真实存在着。在这种近乎执念的思维方式下，哪怕实际执行很困难，也一定要提出相应的理论要求，并且找到示范典型。
对于妇女，当然也是如此。
研究者发现，明朝中期开始，江南很多地区，广泛出现了妇女出游的现象。妇女在闲暇、节日，大批前往山水名胜、园林寺观，乃至茶肆庙会，聚集游玩。风气之兴盛，愈演愈烈，不止上层妇女，连士女、商女乃至普通劳动妇女，都纷纷参与。（《明清江南游风述论》）
明朝人自己就注意到了随着时间推移，风俗突然变化的问题。在南京地区、吴中地区，明朝士大夫都发现，正德、嘉靖年间，还“风气醇厚，闺门严谨”，但到了隆庆、万历之后，风气就突然变化，妇女打扮迅速艳丽起来，穿戴“拟饰娼//妓”，出入“无异男子”。
这个过程，与棉纺织业最终成熟、江南商业快速发展，是恰好同步的。其中的关系，也比较明显了。这种衣着上的自由、出行的自由，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地位提升的产物。因此，虽然一直有人试图对此进行约束，但这种现象贯穿整个明朝后期和清朝，官府对此几乎无能为力。
这种行为对官府推崇的道德造成了冲击。官府发现，妇女出游时，经常有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跟随，游着游着就游到树林里去了。
原本肃穆的节日，比如清明扫墓，也因为妇女大量出游，嬉笑玩闹，导致气氛都变了。明朝张岱记录说，当地风俗，哪怕小门小户，妇女扫墓也会穿漂亮衣服，化浓妆，乘坐画船，雇佣乐师。回城的时候，都吹奏《海东青》、《独行千里》，和凯旋的将军一样。
（今人考证，认为《海东青》是元朝时候的琵琶独奏曲《海青拿天鹅》，据说这是目前已知流传最早的琵琶曲。
明朝人把它改编为唢呐曲《海东青扑天鹅》。时人记录说，“此北鄙杀伐之声，乃元曲也”，“音极嘹亮，盖象其声也”。
《千里独行》则出自昆曲关公戏《挑袍》一折，讲关公挑袍然后千里走单骑的故事。据说都是雄壮的曲目。）
妇女还成群结队，进入理论上是清净之地的佛寺和先贤祠院，游玩取乐，让士大夫颇为不满。有些人也趁机加以利用，寺庙里甚至形成了让烧香妇女脱裙子做法事的习俗。
康熙年间，巡抚衙门发现，有的寺庙里，僧人让众多妇女赤裸身体，在肩膀上点蜡烛，说是祭祀的仪式。参与的男女众多，来来往往，夜以继日。这种事情属于放现在都得被扫黄的，何况那会儿。
除了这种“內向上”的犯禁，活动范围向下扩展也越来越明显。
在南京地区，良家妇女也跑到通常是风尘女子聚集的风景名胜，游玩取乐，只是在船上搭设帷帐，以作区分。有些妇女兴起之时，甚至招名妓上船，陪同游玩。往正常想，是当导游或者乐师的；往不正常想，反正帷幕拉着，官府也不知道里头在干啥……而南京地区，已经是妇女相对保守的地方了。
官府对此也做出过管理的尝试。
乾隆年间，理学名臣陈宏谋担任江苏巡抚。陈宏谋是清朝中期的“疆吏之贤”，精通朱熹、二程之学，以清廉干练著称，在整顿云南铜政、治理各地水利上颇有政绩。上任之后，很快找到了问题的关键点。
于是，巡抚衙门下令，禁止妇女进入寺庙烧香。
那会儿寺院的名声，上面的例子就能看出来。而且禁止的范围也很窄，只是不准进庙而已。所以，推行起来难度不算大。
但当时的妇女游玩，多以烧香为名进行组织，寺庙是人群集散的重要中心。另外，当时的妇女也十分喜欢庙会活动。所以，这一下看似轻巧，但其实既准又狠，打中了要害，使得“三春游屐寥寥”，产生了很大效果。
但这个政策的问题，也是在这里。
巡抚衙门发现，禁令发出之后，妇女确实减少了出游，但整体的游客数量，也大幅度减少了。也就是说，原本出游的人数，可能大部分都是妇女贡献的（当然估计也有专门来看这些妇女的人）。
禁令执行之后，当地旅游业受到严重打击，当地的小商小贩、轿夫、船家等人，对此十分不满，认为官府断了自己的生计，以至于“物议哗然”。
而发现这个情况之后，陈宏谋果断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命令，宣布“弛禁”。而当时的士大夫，对此也是赞许的态度，认为废除禁令是“仁者”的行为。
这个例子很经典，因为里面体现出来的规律，是有普遍意义的。
从发现问题、找到关键、高效介入，乃至发现不对，快速善后的过程来看，陈宏谋确实是很有能力和经验的干吏。但这件事还是无果而终了，甚至不是因为被针对的妇女的反抗，而是相关的、中下层从业者的抗议。
相对于官府和社会道德（也就是中下层男性的共识），妇女的力量是很弱的，但整件事也并不是靠妇女的武力来议价，而是靠妇女在经济中的地位。
到这个时代，妇女对于经济的贡献，明显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了。所以这个时候，哪怕没有武力，官府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强行进行约束。
可见，“议价权”其实是个很踏实的东西。如果在生产、在经济上，有可观的贡献，那对于这个群体的损害，也是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损害，哪怕其他人都不可接受。这种情况下，自己不开口，都有切实的议价权。相反，如果没有足够的贡献，那喊的口号再响，终究也是虚的。
到清朝后期，社会实际上已经默认妇女出游这种事情了。大家估计也看懂看开了。
妇女经常聚集在茶馆，饮茶、嬉戏，以至与男子杂处，一起议论、观戏。巡抚衙门下令，禁止妇女去茶馆，但这时候，大家甚至不把官府在这方面的禁令当回事了。
官府公布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声称要逮捕犯禁的妇女，连坐丈夫或者父母，以及场馆的经营者。但即使如此，还是没人理会，妇女出入络绎不绝。不管店家还是妇女的家人，都不怎么在乎。官府十分尴尬，最后只好抓了个茶馆老板，枷号示众了事。
这种变化，应该也是经济发展的表现。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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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到底，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权力和义务之间的对等关系。
参考上文明清工人罢工一样，并不是说近代之前，就没有这种东西，洋人一来大家突然学会了。相反，哪怕手工业，只要技术水平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该发生的都会发生。
而中国古代手工业，显然不是传统叙事上的“静止停滞”，技术上的改进从来就没停过（也包括引进的技术。鸦//片战争之前，清朝也进口洋人设备的）
因此，如上文所说，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妇女对手工业的参与加深，和手工业本身的专业化，对工人的技术水平也越来越有要求。发展到这个时候，随便抓个妇人让她去织布，是完全不现实的。进行教育和培训，是必不可少的过程。
清朝人记录说，女童五六岁就要开始学习纺织，到十四岁成年就已经是技术熟练的纺织好手。这种熟练女工，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机器的效率，也是商品竞争力的保证。
而这种长期的职业教育，形成习惯之后，也必然会对受培训的妇女自身，产生反作用。
此外，手工业的发展也让商业兴盛起来。和主粮、畜牧不同，纺织品需要进入市场销售，换回钱财，才能供养家庭。因此，从事纺织业的妇女，不管是独自经营，还是受雇于工坊主，都需要频繁接触外界，与商人谈判。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也是必须的。
正文部分的资料里，说识字率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情况。对于平民来说，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满足算账和看合同这种需求。对于妇女而言，也是一样的。
结果就是，中下层妇女也开始不可避免地介入商业活动，很多人在纺织之余，也经营小本生意，乃至从事放贷等金融活动。在明清时期的资料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不少妇女借此撑起整个家庭，乃至培养出优秀子弟。社会也不会指责这种情况违反礼教，相反还能获得很好的名声。
此外，资料还显示，当时的主流织机，虽然相对于农田劳作，对体力的要求较低，但也不是没有要求的。大型织机依然需要健壮的妇人才能操作，老弱和儿童只能使用其他小型机器。
把上述这些组合起来，就会发现，这些从事纺织业的妇人，并不止做工这么简单。这些人有固定工作、有专业技能和商业常识、有社会经验，甚至接受过一些识字、算数的基础教育。当这种人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肯定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乃至形成新的需求。
比如，如果按传统观点，礼教是男性用来压制女性的工具。但实际上，明清时期的“旌表”分为两类，除了节妇，还有一类叫“义夫”，就是丧妻之后，坚守男道，义不再娶的男子。
义夫的要求甚至比节妇还高，比如按清朝的规定，需要三十岁之前就开始守节，坚持三十年以上。但明末到清初，节妇守节年限一直是二十年。雍正时期，减少到了十五年。到清朝后期，已经继续减少到了十年乃至六年。
而且，贫穷寡妇守节，可以得到旌表，但贫穷鳏夫“义不再娶”，却基本没有希望。因为在大众看来，无法区分他到底是没有财力再娶，还是单纯的道德坚持。所以，明清官府在旌表义夫的过程中，也总是挑选肯定有能力也有机会再娶，却坚持守节的中上层男性，导致贫穷鳏夫与此几乎无缘。
下层男性对此当然不高兴。明朝张岱的笔记《夜航船》里，一个丧妻不再娶的看门人牢骚道：“但见街坊旌节妇，不闻街坊表义夫。可怜世风日浇薄，使君到处皆秋胡。”——秋胡是浪荡子的意思，这里是抱怨说，官府就知道旌表节妇，却不旌表义夫，导致现在世风日下。
这个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但反映出来的，义夫对于官府性别歧视的不满，却是很真实。
我们之前说过，礼教实际上是中下层男性提出的道德要求，但在这个问题上，义夫对于中下层男性的好处是很有限的。只能说，中国这边的文明，对于这种“对等”的追求是深入骨髓的。乃至这种按照按性别视角，已经不好解释的例子，都真实存在着。在这种近乎执念的思维方式下，哪怕实际执行很困难，也一定要提出相应的理论要求，并且找到示范典型。
对于妇女，当然也是如此。
研究者发现，明朝中期开始，江南很多地区，广泛出现了妇女出游的现象。妇女在闲暇、节日，大批前往山水名胜、园林寺观，乃至茶肆庙会，聚集游玩。风气之兴盛，愈演愈烈，不止上层妇女，连士女、商女乃至普通劳动妇女，都纷纷参与。（《明清江南游风述论》）
明朝人自己就注意到了随着时间推移，风俗突然变化的问题。在南京地区、吴中地区，明朝士大夫都发现，正德、嘉靖年间，还“风气醇厚，闺门严谨”，但到了隆庆、万历之后，风气就突然变化，妇女打扮迅速艳丽起来，穿戴“拟饰娼//妓”，出入“无异男子”。
这个过程，与棉纺织业最终成熟、江南商业快速发展，是恰好同步的。其中的关系，也比较明显了。这种衣着上的自由、出行的自由，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地位提升的产物。因此，虽然一直有人试图对此进行约束，但这种现象贯穿整个明朝后期和清朝，官府对此几乎无能为力。
这种行为对官府推崇的道德造成了冲击。官府发现，妇女出游时，经常有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跟随，游着游着就游到树林里去了。
原本肃穆的节日，比如清明扫墓，也因为妇女大量出游，嬉笑玩闹，导致气氛都变了。明朝张岱记录说，当地风俗，哪怕小门小户，妇女扫墓也会穿漂亮衣服，化浓妆，乘坐画船，雇佣乐师。回城的时候，都吹奏《海东青》、《独行千里》，和凯旋的将军一样。
（今人考证，认为《海东青》是元朝时候的琵琶独奏曲《海青拿天鹅》，据说这是目前已知流传最早的琵琶曲。
明朝人把它改编为唢呐曲《海东青扑天鹅》。时人记录说，“此北鄙杀伐之声，乃元曲也”，“音极嘹亮，盖象其声也”。
《千里独行》则出自昆曲关公戏《挑袍》一折，讲关公挑袍然后千里走单骑的故事。据说都是雄壮的曲目。）
妇女还成群结队，进入理论上是清净之地的佛寺和先贤祠院，游玩取乐，让士大夫颇为不满。有些人也趁机加以利用，寺庙里甚至形成了让烧香妇女脱裙子做法事的习俗。
康熙年间，巡抚衙门发现，有的寺庙里，僧人让众多妇女赤裸身体，在肩膀上点蜡烛，说是祭祀的仪式。参与的男女众多，来来往往，夜以继日。这种事情属于放现在都得被扫黄的，何况那会儿。
除了这种“內向上”的犯禁，活动范围向下扩展也越来越明显。
在南京地区，良家妇女也跑到通常是风尘女子聚集的风景名胜，游玩取乐，只是在船上搭设帷帐，以作区分。有些妇女兴起之时，甚至招名妓上船，陪同游玩。往正常想，是当导游或者乐师的；往不正常想，反正帷幕拉着，官府也不知道里头在干啥……而南京地区，已经是妇女相对保守的地方了。
官府对此也做出过管理的尝试。
乾隆年间，理学名臣陈宏谋担任江苏巡抚。陈宏谋是清朝中期的“疆吏之贤”，精通朱熹、二程之学，以清廉干练著称，在整顿云南铜政、治理各地水利上颇有政绩。上任之后，很快找到了问题的关键点。
于是，巡抚衙门下令，禁止妇女进入寺庙烧香。
那会儿寺院的名声，上面的例子就能看出来。而且禁止的范围也很窄，只是不准进庙而已。所以，推行起来难度不算大。
但当时的妇女游玩，多以烧香为名进行组织，寺庙是人群集散的重要中心。另外，当时的妇女也十分喜欢庙会活动。所以，这一下看似轻巧，但其实既准又狠，打中了要害，使得“三春游屐寥寥”，产生了很大效果。
但这个政策的问题，也是在这里。
巡抚衙门发现，禁令发出之后，妇女确实减少了出游，但整体的游客数量，也大幅度减少了。也就是说，原本出游的人数，可能大部分都是妇女贡献的（当然估计也有专门来看这些妇女的人）。
禁令执行之后，当地旅游业受到严重打击，当地的小商小贩、轿夫、船家等人，对此十分不满，认为官府断了自己的生计，以至于“物议哗然”。
而发现这个情况之后，陈宏谋果断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命令，宣布“弛禁”。而当时的士大夫，对此也是赞许的态度，认为废除禁令是“仁者”的行为。
这个例子很经典，因为里面体现出来的规律，是有普遍意义的。
从发现问题、找到关键、高效介入，乃至发现不对，快速善后的过程来看，陈宏谋确实是很有能力和经验的干吏。但这件事还是无果而终了，甚至不是因为被针对的妇女的反抗，而是相关的、中下层从业者的抗议。
相对于官府和社会道德（也就是中下层男性的共识），妇女的力量是很弱的，但整件事也并不是靠妇女的武力来议价，而是靠妇女在经济中的地位。
到这个时代，妇女对于经济的贡献，明显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了。所以这个时候，哪怕没有武力，官府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强行进行约束。
可见，“议价权”其实是个很踏实的东西。如果在生产、在经济上，有可观的贡献，那对于这个群体的损害，也是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损害，哪怕其他人都不可接受。这种情况下，自己不开口，都有切实的议价权。相反，如果没有足够的贡献，那喊的口号再响，终究也是虚的。
到清朝后期，社会实际上已经默认妇女出游这种事情了。大家估计也看懂看开了。
妇女经常聚集在茶馆，饮茶、嬉戏，以至与男子杂处，一起议论、观戏。巡抚衙门下令，禁止妇女去茶馆，但这时候，大家甚至不把官府在这方面的禁令当回事了。
官府公布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声称要逮捕犯禁的妇女，连坐丈夫或者父母，以及场馆的经营者。但即使如此，还是没人理会，妇女出入络绎不绝。不管店家还是妇女的家人，都不怎么在乎。官府十分尴尬，最后只好抓了个茶馆老板，枷号示众了事。
这种变化，应该也是经济发展的表现。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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