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与经济 上
教化与法律的限度：
从上面这些情况，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贞节、妇道之类的礼教宣传，其实是出于非常实用主义的目的。而至少在中下层，各方的应对和实际举动，也基本都是以实用主义为指导。
一般来说，清朝上层家庭，才能按照礼教行事。而只有朝廷命妇，才是被法律要求必须守节的。在中下层，不止是寡妇守节问题，几乎所有方面，官府和礼教都必须灵活处理，做出很大让步。
清朝官府很明白民间的情况和自己的处境。理论上，寡妇应该等守丧结束之后，找主婚人主持再婚，但现实中，很多人就是自行决定的，也没有媒人和主婚人，有些甚至等不到守丧期结束。这种情况比普通的再嫁，应该更严重，但官府还是倾向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怕闹大了都不想管。
嘉庆年间，江西有丧期自嫁的案子闹到了刑部，被当成典型。省里裁定寡妇与后夫婚姻无效，应当离异，但刑部认为可以予以放宽，改判婚姻有效，让后夫领回团聚。
在类似案件中，官府也给出过解释，认为民众条件不足以完全遵守礼法，这种小错并不大碍。如果彻底追究，会破坏妇女名节，反而不好。所以各级衙门可以临时斟酌，顾及人情。
这么解释之后，反而变成允许改嫁才是在维护礼教了。
所以你看，虽然大家印象中，清朝官僚都是顽固僵化，满嘴仁义礼教，但人家很明白，礼教只是个手段，不是目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维持礼教”，而是让大家认为你在维持礼教。
当然，很多时候，大家也都知道这不是真要维持礼教，但只要大家都装作不知道你在装作维持礼教，那就等同于成功让大家认为你在维持礼教，也就等于真的在维持礼教。这属于官场老油条的基本素质，也是官僚社会中官吏和民众之间的一种默契。
除了法律，礼教与道德，在当时的社会下，对中下层影响也是很有限的。这个有限不止是约束能力和制裁能力的有限，也是影响力的有限。因为在经济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很多道德约束就没有实践的可能性。
比如礼教中强调的“男女大防”，在中下层就几乎没有可行性。因为谋生的需要，妇女也必须抛头露面，参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这些环境下，严格遵守礼教本来就不可能。
比如，和“男耕女织”说法相反，在很多地区，妇女和男性一起下田劳动才是最经常的。清朝人记录说，盛夏时节，农妇也要和农夫一起，在田间劳作。酷暑难耐时，有些农妇干脆直接跳进水里，泡一会儿，然后穿着湿衣服继续干活。也没人会细究这种是不是合乎礼教。
把女眷圈禁在家里，是财大气粗的大家族才能做的事情，哪怕地方上的小家族、小地主，女眷也经常会外出活动，以求补贴家用。
从乾隆、嘉庆年间的案卷看，民间男女交往不仅没有受到明显的限制，人们自己都普遍没有“应该注意回避”这种想法。
后人想象中，似乎无处不在的礼教，更多是基于上层乃至顶层社会的一个侧面，或是出于官吏与士大夫的理想化描述。然而现实中，官府和礼教的约束不仅无力，在很多方面，甚至无法在民间产生足够的影响和认同。
但也需要注意的是，官府与礼教的让步是方方面面的。上面说的那些妥协和让步，看起来让女性更加自由，但这种让步和自由，在其他时候，不见得都是好事。
比如丈夫出租、出卖妻子，我看有些文章里，把它当做古代法律维护夫权的例子。但对于清朝法律来说，这个真的是冤枉了。法律其实是禁止这些行为的，不止禁止出卖本身，而且以卖妻为目标的其他行为，包括故意休妻等，都是犯罪行为。
清律中有大量禁止民间贩卖人口的法条，其中不乏从斩首到流放三千里这样的重刑，但和上文一样，这些条例的效力，完全依赖官府的权威，在官府权力不能控制的地方，也就没有了保护的作用。
所以，这些情况，也是没法简单地一概而论的。
经济的影响与“小农经济”神话：
明清守节妇女的数量相比先前有了很大提升，尤其以清朝的提升最为巨大。从上文所说的情况看，朝廷的宣传和礼教的影响，似乎不该有这么明显，但这个数字却是确凿的。
一些现代研究者认为，这背后应该也是经济问题所致。为此，引入了计量史学方法，运用统计学工具对古代档案进行分析。
研究者调取了不同地区，与妇女相关的棉纺、丝织、麻纺、茶叶等行业的数据，以及守节妇女的人数。通过计算，发现棉纺织业的发达程度对于妇女守节，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其他行业和当地的社会总体收入水平，对于守节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礼教还是理性？明清寡妇守节的经济解释》）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背景知识。
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说法，大多把古代乡村家庭生产归纳为“男耕女织”，实际上这个说法是很不全面的。
在明朝中期之前，农村的生产方式，和之后有很大不同。而同一时间，江南地区和其他地区，差距也很大。在大部分时间、大部分地方，农民都倾向于“男女同工”式的生产。妇女参与田间劳作，是很普遍的现象。（《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
而即使在纺织业上，不同行业之间差别也比较大。
在明朝中期之前，民间主流的纺织物是麻布。但麻纺织的过程中，包括一些重体力和专业性要求较高的工序，基本都是专业工匠（男性为主）和作坊承担。明朝嘉靖年间，昆山县的记录，就说这里男子素习织麻，而妇女不怎么参与。一直到清朝乾隆年间，江南麻纺织业也是如此。妇女会自己种植苎麻并进行初步加工，但之后纺织的工作，会雇佣专业工匠来进行。丝织业的专业性就更加明显。
比如利润最大的高端丝绸，关键工艺是纺织花纹。而丝织业使用的提花机，是一种有点像后世打孔式计算机的东西，在当时是十足的高科技，而且是需要“编程”的。这种机器也叫“花楼”，因为真的有楼那么大。像这类高技术、高成本的设备，肯定不是普通人家用得起的，更不可能让大量妇女能够独立从事这种行业。
普通农妇要参与丝织业的话，倒是可以从事种桑、养蚕、缫丝这类工作，提供原料。但现代学者发现，在当时的江南，“男耕女织”的家庭，即农夫从事种稻，而农妇从事种桑养蚕，那么每年可以维持桑田1~2亩，产丝12斤。而如果夫妻合力，放弃种稻，全力养蚕，一年可以维持桑田8亩，产丝64斤。
和织绸一样，和丈夫分工，独立从事这种工作的妇女，劳动的效率就相对很低，无法与这些蚕桑专业户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更倾向于“夫妇并作”的模式，与丈夫一道，从事最擅长的行业，形成一个个专业从事某种生产的家庭。而其他产业（如桑蚕，捻纱等），则作为副业，充当农闲时的补充（往往也是农夫、农妇两人都去做，比如种桑就基本上是农夫在干）。直到嘉靖年间，时人论述江南水田生产的时候，依然把一夫一妇作为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
实际上男耕女织这个概念，来源就很迷，我也搞不清是怎么形成的。不过看了下资料，《吕氏春秋》里就说，“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生,此圣人之制也。”到了明朝万历年间，还有人感慨说“亢仓子日:‘男子不织而衣,妇人有耕而食,男女贸功,相资为业,此圣王之制也’。今之世,男子织矣,而反不得衣;妇人耕矣,而反不得食。”（《留青日札》）
这里其实有个小窍门，要是古人专门说圣王如何如何，那就基本上意味着现实里不是这样。要是古人一直在说圣王如何如何，那就说明这个事实际上一直没谱。反正看多了就明白他们的套路了。所以我一直很怀疑，这个就只是古人对社会分工的一种理想化思路而已。
至于这个想象从哪来，我个人推测可能是远古遗留。不过这里篇幅有限，就不扯太远了。
现代宣传中的男耕女织，理论背景倒是很明显。这种男耕女织模型，是为了论述本朝官方叙事里的“小农经济”模式。
这种理论大家在课本里应该就能看到，我直接搜了下高中历史的知识点原文：
(1)分散性。它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生产。(2)稳定性。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自给自足。(3)封闭性。个体小农之间很少有交往和合作。(4)脆弱性。小农经济易受天灾、苛政和土地兼并的影响，特别是王朝政策的影响。(5)落后性。相对简单的生产工具、长期不变的生产技术和容易满足的社会心理状态造成了它的落后性。
很明显，这个论述的关键在于，要说明古代农村经济的保守、封闭，为此，就必须论证农业和手工业集中在一个家庭之中，能够自给自足。进而论证出农民之间缺乏来往，缺乏组织与合作。
这些论证好了之后，就可以得出这种经济模式保守落后的结论，并且进一步推导出农民乃至整个农业文明的劣根性。这个理论的基础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明显就是黑格尔那个“中国没有历史，没有进步，是个永远停滞的可悲文明”这种观点。
但实际上，一家一户的产出，肯定没法“自给自足”，这个在正文里介绍汉朝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农民之间的组织非常常见，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是日常。
真正能自给自足的，是类似欧洲中世纪时期，贵族经营的领地庄园；或者中国魏晋时期，士族占据的坞堡田庄。按理说，这种庄园制经济，才是正经的“封建经济”。这些庄园里有成百上千的农奴/依附民在劳作，到这个规模，才能有封闭的效果。
而且在中国，这个封闭也不是“自然”的，是朝廷与豪族之间，政治军事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欧洲人那样，因为行政体系落后，只能支撑领主庄园制。大部分时间里，两边的生产模式差距是很大的，不能说欧洲是封建庄园经济，这边同时代就也必须是封建经济。而且，把家庭和庄园强行类比，哪怕在业余爱好者的层次来看，也是个非常想当然的事情……
当然，这类观点，甚至也不是黑格尔凭空原创的。它是近现代欧洲对中华文明的一个总体定性，直到现在也是主流。（当然，里头的逻辑其实也很混乱，经常面临既变化又停滞、既强大又落后这种矛盾。现在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能共存，其实也是这类思路的一个体现……）
在这个理论的另一重意义在于，它论证了中国靠自己是没有希望的，只能在无尽的循环中停滞，不可能得到发展。只有获得了西欧基督教文明的神启，才能打破这种诅咒式的局面。
而本朝的官学，底子来自苏联，很多地方都在莫名地坚持这种话术，对历史认知也产生了不小影响。
（插一句，苏联买办也是买办，从这个角度看，很多事情就好理解多了）
真正让男耕女织式分工在江南地区推广的，是农业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专业化。
元朝时，黄道婆把更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引入了松江老家，并且对纺织机械和纺织技术都做出了改进。从棉花种植、轧棉机械、到用于棉花的纺车、织机、提花机，几乎整个流程，都进行了升级。之后，各工序的革新依然在不断进行，到明朝后期，已经走向成熟，并且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并在清朝中期走向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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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这些情况，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贞节、妇道之类的礼教宣传，其实是出于非常实用主义的目的。而至少在中下层，各方的应对和实际举动，也基本都是以实用主义为指导。
一般来说，清朝上层家庭，才能按照礼教行事。而只有朝廷命妇，才是被法律要求必须守节的。在中下层，不止是寡妇守节问题，几乎所有方面，官府和礼教都必须灵活处理，做出很大让步。
清朝官府很明白民间的情况和自己的处境。理论上，寡妇应该等守丧结束之后，找主婚人主持再婚，但现实中，很多人就是自行决定的，也没有媒人和主婚人，有些甚至等不到守丧期结束。这种情况比普通的再嫁，应该更严重，但官府还是倾向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怕闹大了都不想管。
嘉庆年间，江西有丧期自嫁的案子闹到了刑部，被当成典型。省里裁定寡妇与后夫婚姻无效，应当离异，但刑部认为可以予以放宽，改判婚姻有效，让后夫领回团聚。
在类似案件中，官府也给出过解释，认为民众条件不足以完全遵守礼法，这种小错并不大碍。如果彻底追究，会破坏妇女名节，反而不好。所以各级衙门可以临时斟酌，顾及人情。
这么解释之后，反而变成允许改嫁才是在维护礼教了。
所以你看，虽然大家印象中，清朝官僚都是顽固僵化，满嘴仁义礼教，但人家很明白，礼教只是个手段，不是目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维持礼教”，而是让大家认为你在维持礼教。
当然，很多时候，大家也都知道这不是真要维持礼教，但只要大家都装作不知道你在装作维持礼教，那就等同于成功让大家认为你在维持礼教，也就等于真的在维持礼教。这属于官场老油条的基本素质，也是官僚社会中官吏和民众之间的一种默契。
除了法律，礼教与道德，在当时的社会下，对中下层影响也是很有限的。这个有限不止是约束能力和制裁能力的有限，也是影响力的有限。因为在经济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很多道德约束就没有实践的可能性。
比如礼教中强调的“男女大防”，在中下层就几乎没有可行性。因为谋生的需要，妇女也必须抛头露面，参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这些环境下，严格遵守礼教本来就不可能。
比如，和“男耕女织”说法相反，在很多地区，妇女和男性一起下田劳动才是最经常的。清朝人记录说，盛夏时节，农妇也要和农夫一起，在田间劳作。酷暑难耐时，有些农妇干脆直接跳进水里，泡一会儿，然后穿着湿衣服继续干活。也没人会细究这种是不是合乎礼教。
把女眷圈禁在家里，是财大气粗的大家族才能做的事情，哪怕地方上的小家族、小地主，女眷也经常会外出活动，以求补贴家用。
从乾隆、嘉庆年间的案卷看，民间男女交往不仅没有受到明显的限制，人们自己都普遍没有“应该注意回避”这种想法。
后人想象中，似乎无处不在的礼教，更多是基于上层乃至顶层社会的一个侧面，或是出于官吏与士大夫的理想化描述。然而现实中，官府和礼教的约束不仅无力，在很多方面，甚至无法在民间产生足够的影响和认同。
但也需要注意的是，官府与礼教的让步是方方面面的。上面说的那些妥协和让步，看起来让女性更加自由，但这种让步和自由，在其他时候，不见得都是好事。
比如丈夫出租、出卖妻子，我看有些文章里，把它当做古代法律维护夫权的例子。但对于清朝法律来说，这个真的是冤枉了。法律其实是禁止这些行为的，不止禁止出卖本身，而且以卖妻为目标的其他行为，包括故意休妻等，都是犯罪行为。
清律中有大量禁止民间贩卖人口的法条，其中不乏从斩首到流放三千里这样的重刑，但和上文一样，这些条例的效力，完全依赖官府的权威，在官府权力不能控制的地方，也就没有了保护的作用。
所以，这些情况，也是没法简单地一概而论的。
经济的影响与“小农经济”神话：
明清守节妇女的数量相比先前有了很大提升，尤其以清朝的提升最为巨大。从上文所说的情况看，朝廷的宣传和礼教的影响，似乎不该有这么明显，但这个数字却是确凿的。
一些现代研究者认为，这背后应该也是经济问题所致。为此，引入了计量史学方法，运用统计学工具对古代档案进行分析。
研究者调取了不同地区，与妇女相关的棉纺、丝织、麻纺、茶叶等行业的数据，以及守节妇女的人数。通过计算，发现棉纺织业的发达程度对于妇女守节，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其他行业和当地的社会总体收入水平，对于守节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礼教还是理性？明清寡妇守节的经济解释》）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背景知识。
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说法，大多把古代乡村家庭生产归纳为“男耕女织”，实际上这个说法是很不全面的。
在明朝中期之前，农村的生产方式，和之后有很大不同。而同一时间，江南地区和其他地区，差距也很大。在大部分时间、大部分地方，农民都倾向于“男女同工”式的生产。妇女参与田间劳作，是很普遍的现象。（《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
而即使在纺织业上，不同行业之间差别也比较大。
在明朝中期之前，民间主流的纺织物是麻布。但麻纺织的过程中，包括一些重体力和专业性要求较高的工序，基本都是专业工匠（男性为主）和作坊承担。明朝嘉靖年间，昆山县的记录，就说这里男子素习织麻，而妇女不怎么参与。一直到清朝乾隆年间，江南麻纺织业也是如此。妇女会自己种植苎麻并进行初步加工，但之后纺织的工作，会雇佣专业工匠来进行。丝织业的专业性就更加明显。
比如利润最大的高端丝绸，关键工艺是纺织花纹。而丝织业使用的提花机，是一种有点像后世打孔式计算机的东西，在当时是十足的高科技，而且是需要“编程”的。这种机器也叫“花楼”，因为真的有楼那么大。像这类高技术、高成本的设备，肯定不是普通人家用得起的，更不可能让大量妇女能够独立从事这种行业。
普通农妇要参与丝织业的话，倒是可以从事种桑、养蚕、缫丝这类工作，提供原料。但现代学者发现，在当时的江南，“男耕女织”的家庭，即农夫从事种稻，而农妇从事种桑养蚕，那么每年可以维持桑田1~2亩，产丝12斤。而如果夫妻合力，放弃种稻，全力养蚕，一年可以维持桑田8亩，产丝64斤。
和织绸一样，和丈夫分工，独立从事这种工作的妇女，劳动的效率就相对很低，无法与这些蚕桑专业户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更倾向于“夫妇并作”的模式，与丈夫一道，从事最擅长的行业，形成一个个专业从事某种生产的家庭。而其他产业（如桑蚕，捻纱等），则作为副业，充当农闲时的补充（往往也是农夫、农妇两人都去做，比如种桑就基本上是农夫在干）。直到嘉靖年间，时人论述江南水田生产的时候，依然把一夫一妇作为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
实际上男耕女织这个概念，来源就很迷，我也搞不清是怎么形成的。不过看了下资料，《吕氏春秋》里就说，“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生,此圣人之制也。”到了明朝万历年间，还有人感慨说“亢仓子日:‘男子不织而衣,妇人有耕而食,男女贸功,相资为业,此圣王之制也’。今之世,男子织矣,而反不得衣;妇人耕矣,而反不得食。”（《留青日札》）
这里其实有个小窍门，要是古人专门说圣王如何如何，那就基本上意味着现实里不是这样。要是古人一直在说圣王如何如何，那就说明这个事实际上一直没谱。反正看多了就明白他们的套路了。所以我一直很怀疑，这个就只是古人对社会分工的一种理想化思路而已。
至于这个想象从哪来，我个人推测可能是远古遗留。不过这里篇幅有限，就不扯太远了。
现代宣传中的男耕女织，理论背景倒是很明显。这种男耕女织模型，是为了论述本朝官方叙事里的“小农经济”模式。
这种理论大家在课本里应该就能看到，我直接搜了下高中历史的知识点原文：
(1)分散性。它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生产。(2)稳定性。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自给自足。(3)封闭性。个体小农之间很少有交往和合作。(4)脆弱性。小农经济易受天灾、苛政和土地兼并的影响，特别是王朝政策的影响。(5)落后性。相对简单的生产工具、长期不变的生产技术和容易满足的社会心理状态造成了它的落后性。
很明显，这个论述的关键在于，要说明古代农村经济的保守、封闭，为此，就必须论证农业和手工业集中在一个家庭之中，能够自给自足。进而论证出农民之间缺乏来往，缺乏组织与合作。
这些论证好了之后，就可以得出这种经济模式保守落后的结论，并且进一步推导出农民乃至整个农业文明的劣根性。这个理论的基础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明显就是黑格尔那个“中国没有历史，没有进步，是个永远停滞的可悲文明”这种观点。
但实际上，一家一户的产出，肯定没法“自给自足”，这个在正文里介绍汉朝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农民之间的组织非常常见，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是日常。
真正能自给自足的，是类似欧洲中世纪时期，贵族经营的领地庄园；或者中国魏晋时期，士族占据的坞堡田庄。按理说，这种庄园制经济，才是正经的“封建经济”。这些庄园里有成百上千的农奴/依附民在劳作，到这个规模，才能有封闭的效果。
而且在中国，这个封闭也不是“自然”的，是朝廷与豪族之间，政治军事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欧洲人那样，因为行政体系落后，只能支撑领主庄园制。大部分时间里，两边的生产模式差距是很大的，不能说欧洲是封建庄园经济，这边同时代就也必须是封建经济。而且，把家庭和庄园强行类比，哪怕在业余爱好者的层次来看，也是个非常想当然的事情……
当然，这类观点，甚至也不是黑格尔凭空原创的。它是近现代欧洲对中华文明的一个总体定性，直到现在也是主流。（当然，里头的逻辑其实也很混乱，经常面临既变化又停滞、既强大又落后这种矛盾。现在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能共存，其实也是这类思路的一个体现……）
在这个理论的另一重意义在于，它论证了中国靠自己是没有希望的，只能在无尽的循环中停滞，不可能得到发展。只有获得了西欧基督教文明的神启，才能打破这种诅咒式的局面。
而本朝的官学，底子来自苏联，很多地方都在莫名地坚持这种话术，对历史认知也产生了不小影响。
（插一句，苏联买办也是买办，从这个角度看，很多事情就好理解多了）
真正让男耕女织式分工在江南地区推广的，是农业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专业化。
元朝时，黄道婆把更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引入了松江老家，并且对纺织机械和纺织技术都做出了改进。从棉花种植、轧棉机械、到用于棉花的纺车、织机、提花机，几乎整个流程，都进行了升级。之后，各工序的革新依然在不断进行，到明朝后期，已经走向成熟，并且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并在清朝中期走向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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