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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的影响与失败的例子

  本土化的失败与庸俗化的必然趋势:

  民族理论虽然多次发生变化,但总体脉络是十分清晰的。近现代民族概念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华夷观、天下观。清末的民族理念,很多都直接来自明末清初的思考和著述。而之后,基本上每个阶段,都有大师级的人物,进行理论论述、总结和发扬,让这方面的理论逐渐理性化、实用化、系统化。

  如果考究历史,那么,和民族概念一样,男女平等的理论基石其实也早就有了。

  中国古代对待女性,并没有教义式的歧视(亚当的肋骨这种),而主要是经验性的总结(妇人不能干政——因为之前干政出事儿了),这种经验是否可靠另说,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实用思维。按理说,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应该比西洋更简单的,因为只要证明“我值得这个待遇”就行。

  另一方面,和其他任何历史上的群体一样,清末民国的女权主义者,也不是受到了洋人的神启,就凭空出现的。

  明清时期,随着印刷的发展和教育文化的进一步普及,受教育人口快速增加。教育不仅在向下层男性普及,也在向下层女性普及。

  可能比较反常识的是,在清朝,受教育妇女也是大量增加的。

  因为传统士大夫群体,实际上并不反对女性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接受教育,他们争执的重点是怎么教、教什么。而且就算有人反对,实际上也没能阻止教育的推广。对教育的执着可能是文明内核层面的东西……

  教育普及的最直观结果,是清朝女性文人的数量和阶层分布都大幅度扩展。《全清词钞》收录女词人490家,占词人总数六分之一。《历代妇女著作考》收集清朝女性文人3500多家,几乎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这是以往都很少出现的现象。

  明朝后期开始,对以往管制女性的质疑渐渐出现。明清之际,可能是思想领域的强烈冲击和由此而来的深刻思考,使得转变进一步加速。史家和文坛开始认定,女子的才学,是重要的评判标准,而非与道德互斥的概念。

  上层知识分子开始有意教育女性弟子,一些女性高级知识分子也在开坛授徒。家族多以女性成员有才名而自豪,对于创作持鼓励、赞赏态度,乃至主动帮助教育和宣传。

  清朝前期,女性组成的文学社团就开始出现,一些男性社团也开始接纳女性成员。到清朝中后期,已经超出家族、友人范畴,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民族的团体。

  文化、教育需求的发展,也让下层知识妇女获得了更多空间。这个时候,已经有了职业从事文学创作,乃至借此脱离家族自立的中下层妇女,女性教师也出现了。

  这些变化,对于清朝的统治却未必是好事。尤其是积累到清朝后期,整体环境已经十分“别扭”了。

  一方面,教育的发展,文化的普及,是一个大趋势。另一方面,清朝却不能放松自己的统治秩序。但是,任何人,只要有了知识,就必然会寻求对应的社会地位,这种事情之前历史上见过太多了。

  和战国、唐末的男性知识分子一样,女性知识分子群体如果继续增加,必然会引发整体局面的变化。

  而且,这个变化,和隋唐那种“女性地位提高”,原理上并不太一样。这一次,不是贵妇们在家族框架内进行的权力游戏,而是有了更加广泛的中下层基础。

  那么,这又回到了我们反复复读的老问题。

  我们之前讲近代文明和皇权终结的时候,曾经提出过,如果没有外来的影响,中国自己能否结束皇权?能不能实现工业化?还是说,这些近代化要素就像“神性”,不可能自我出现,必须有人给你“神启”,才能触发?

  (对这个概念没有直观感触的话,可以去看米开朗琪罗的《上帝创造亚当》。上帝用手指碰触亚当,就是个赋予“灵性”的动作。然后,被赐予者才算拥有了灵魂。)

  欧美主流文化对神启是十分看重的,这也是他们进行扩张的最大动力之一。当初义和团兴起之后,一些欧洲人最愤怒的就是“清朝人一向排外,对西方文明不感兴趣”,“我们主动给他们送去福音,没承想他们不仅充耳不闻,反而杀害我们的传教士”。

  但反过来想,“必须被西方传授”,到底是一个宗教概念,还是一个客观事实?

  这个问题,在女性权力问题上也是一样的。中国到底能不能靠自己实现男女平等,还是说必须依靠外来教义传入?

  回头看历史,自己实现,也不是没有尝试。而这就是个比较冷门的例子——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提出了一些平等口号并且进行了尝试,包括禁止娼妓、禁止缠足、提倡婚姻平等、禁止买卖婚姻、简化结婚仪式等。还把妇女组织起来,进行劳动生产和群众性卫生运动(集体捕鼠灭虫之类的)等。可以自由出行乃至骑马,也可以和男性一起参与公共活动。

  太平天国十分重视宣传和思想教育,经常召集百姓,听官员宣讲,称之为“讲道理”。按亲清朝的文人记录,讲的内容十分广泛。招募新兵要讲道理,征集粮草要讲道理,军队出征要讲道理,颁布军令要讲道理,遇到需要处罚人或是面对艰难任务,也要讲道理……

  清朝文人对此十分不解、愤恨,认为“最无道理者,曰讲道理”。不过太平天国一直坚持这个习惯,并且随着发展,开始正规化,有了固定的“礼拜堂”和定期的宣讲、集会,部分履行了学校的功能。妇女不但可以一同听讲,有时,讲课人自己就由妇女担任。

  太平天国设有专门的女馆,由女官督导,识字的妇人担任教师。入馆的妇人,每人都分发书籍,进行学习,还有定期的考核。太平天国高层也会按需求招募有文化的女性,进行考试,达标者可以去官府担任文书和办事员。

  太平天国的教育措施,虽然很粗糙,有些地方也还是落后,但它说明当时民间已经有了成规模的、有基本知识的女性。对女性普及教育,也不是不可能的。而这些有知识的和可以培训的女性,并不一定要排斥在主流职业之外。

  回答了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最基本的可行性问题——妇女受教育对社会是可能,且有必要的;受教育妇女可以在社会中自立。之后的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

  因为,正如前文所说,中原文明是一个“贵族扩大化”的文明。像这样受过教育的人,就算部分过了“士”的门槛。而有资格成为“士”,才算是一个位格上“完整的人”。

  太平天国的尝试,客观上就是在碰触这个门槛。它也证明了,中国文明自身确实有这种趋势和动力。因为,虽然披着基督教的皮,但这部分内容肯定是本土原创,而不是跟洋人学的——这个时候,洋人自己都没有女教师、女神父,更没有女公务员,到底谁学谁都不知道……但是,现在的主流论述,几乎都不提这个方面。

  前几章我概括过海外学者对中国近现代文明发展和湖南大经师理论背景的研究,当时就有细心读者询问我,太平天国不是也受基督教影响么?为什么不讲这个?

  其实这个不是我不想讲,是真的没人提。亲西方的自由派也好,基督教信徒也好,都在回避这一段。

  而这个话题上,也是一样。

  拜上帝教是外来的,按主流逻辑应该更先进;但洪天王等人的观念非常“乡土”,所以又不能承认他先进。

  但是,看史实,和同时代很多其他教派比,他确实有更加文明先进的一面,不想承认他比其他教派先进,就得进行批判。而批判这个教派,最好用也最广泛的方式,是攻击他为邪教(看现在网上最火的是什么就知道什么方式最“浅显”了)

  但这样又有个问题,说他邪教,但他相对于传统的、“邪”的地方,就是因为他的新教特质。这就变成新教是洋人的“劣根性”了。

  如果承认这种先进性,是中国文明历代的积累,就又拐回中国本土很先进这个结论了……

  稍微想一想,就一堆问题。所以这个话题,就没法去深入分析,来充当证据。

  和近现代其他运动不同,太平天国是直接抄了西洋自认为最核心的部分,而且本土化的相当厉害,甚至还能反向输出(后来美国人也学会天父天兄什么的下凡了……我怀疑这是新教必然趋势)这玩意儿能给一堆“历史规律”挖出漏洞来。

  这其实也是外来理念,都得面对的问题。

  在我们之前说的几类话题里,这类问题都多少得到了解决,因为大家全都转向了本土化。但现代女权主义,恰恰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湖南大经师这个级别的宗师,不用想,肯定没有。

  梁启超、大炮哥这种可以创造、改变和融合概念的理论大师,也找不到。

  顾、费二先生这种专业领域的大师,可以通过研究对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是没有。

  洪天王这种乡土神学家,能构造一个本土化理论并且反向产生影响的,依然没有。

  甚至常凯申这种,虽然理论水平蹩脚,但靠着糊弄,就能和tg对抗这么久的,都根本找不到。

  甚至不止是中国,全世界的现代女权主义我都怀疑能不能找出一个常凯申级别的人物。这就根本没得玩……

  最容易的本土化体系当然是当年tg用的“解放”叙事。但这个叙事在所有方面,和现代,或者说新自由主义女权,都是完美的对不上。

  Tg的理论里,女性是解放的一部分,而现代女权要求女性是独特的。

  Tg的理论以发展和建设为中心,现代女权以消费和享受为中心。

  Tg的理论有非常多的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的痕迹,主张纪律、团结和集体主义,现代女权以个人为中心,厌恶约束和责任。

  这些冲突,一时半会人都说不完。现实中,我们甚至能发现,现代女权对于保守宗教团体的接受程度,都比列宁/湖南大经师一系的接受度高。

  现在的女权叙事,对湖南大经师的批判比比皆是,认为那个时代过于重视义务而轻视权利,只关注国家独立和中华民族解放,没有给妇女额外的关怀。尤其是解放后,批判更多,认为tg去性别化、不重视妇女的观点十分常见。

  因为说到底,理论矛盾也只是个表象,实质问题是目标的矛盾。

  我们之前说过“蛮族式生活方式”的问题,而现代女权同样是这种“蛮族理念”的一部分,鼓//吹的是自利优先,为此家庭和后代都可以放弃,希望实现人的原子化。但tg的目标是非常本土的,他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应对战争和灾害,所以必然会追求高组织和严格纪律。

  这个其实是没办法的,而且就是那个我们复读了n遍的老问题,原子化的人怎么对付黄河?怎么对付日本鬼子?指责他太男权么?

  所以,现代女权和解放叙事,在这种环境背景下,几乎没法进行理论融合——还没考虑有些现代女权,本身就是为了反对解放叙事而发明的。

  而理论的本土化,也就无法继续,只能强行裱糊了。

  但是,本土化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理论构建失败就停下。实际运作中,哪怕没有系统的理论,也会自然发展出一些受众熟悉的、更容易被接受的迫真论证。

  而在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失败之后(当然也可能就没尝试过……),再加上上文提到的,缺乏有能力的理论构建者的状况,就只能宣传和追求更“浅显”的东西了。

  到这一步,这套理论就无可避免地会滑向庸俗化。

  而且,庸俗化一旦开启,就不会轻易停止,因为更庸俗、更直白、更刺激的方式,会不断淘汰那些保守的同类。

  而什么最庸俗呢?

  之前我看过一个文章,说台湾评论者无法理解解放军如何//维持战斗力,觉得不让抢钱抢女人,那军队不应该直接瓦解么。这种就是经典的例子。

  对于庸俗化女权来说,也是这种情况。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当年的妇女,没有拿高额彩礼,没有发小鲜肉,还会参与劳动、支撑家庭、抚养子女。因为她这套理念里,除了抢钱抢男人,其他东西就没有对应的“价值”了。完全不存在的东西,当然就不能理解。

  (要是嫌名字太长或者不好理解,就直接叫“国军女权”就行。)

  因此,网上所谓拳师,其实不需要与主流女权主义区分对待。(实际上我还专门去看了下,当代女权主义自己,应该也是很反对这种区分的)

  这种思潮,是主流的现代女权主义,因为正常的理论构建和本土化失败,而走向的必然结果。而理论构建的粗糙,和本土化的失败,又是中华文明大背景下,几乎肯定会发生的。

  因此,庸俗化的现代女权主义(比如俗称的“拳师”),是中国现代女权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也是它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和群体的出现,在理论上,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只要基础环境还在,也必定会继续发展、扩大。

  所以它有意思也在这里。这是个少有的,理论本土化基本失败、但还在继续发展的经典例子,能告诉我们,这类情况下可能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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