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补全
之前说过，有些资料怕写进去会被炸掉，牵连主干部分，就单独整理放出来了。
前面那几章我发现，写美国真实权力结构和合法性结构的部分，比写tg的都容易炸，也是很迷……
反对者对湖南大经师的研究，和神学对其的批判：
之前在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不少对湖南大经师各种尝试的研究。
在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中，这类研究很早就是个显学了，大陆这边也有人跟进。这些研究有他们固定的视角，不过有一些研究的结果，其实是有点意思的。
对他们的研究进行研究归类，能看出来这些人的套路和逻辑基础，乃至看出我们这边会“当//局者迷”的一些东西。因为有些东西反而是敌对者抓的最准。
最早的研究者大多以传统文人自居，在他们的叙事里，一系列事件都是湖南大经师个人权力欲驱动的，和中国传统文明相矛盾。他们认为这种尝试，是对中华文明的对抗行为。有些激进的人进一步认定，这些事情都是引进西方思维的后果。所以只要恢复传统文化，限制个人野心，就能消除这种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
但这个论述，理论上漏洞很大，一直在面临质疑。比如自由派学者就反对这个论述。
这些自由派主要是持西化倾向的、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研究认为，湖南大经师的种种尝试，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否认，相反，儒道法墨兵各家的理念，几乎都能在他的尝试中被找到。
随着研究的增多，和狂热的褪去，很多研究者反而发现，“反传统”只是一个外壳。湖南大经师与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传统文明，有深厚的渊源关系。他的政治主张和行动，不是对传统的抛弃，而是一种“以传统反传统”式的升级改进。这种方式，中国古人也用了很多次了。
自由派因此认为，传统派属于吹牛。湖南大经师比他们自己，都更能代表这个“中华传统”。而湖南大经师的各种尝试，也不见得就是出于权力斗争需求，而是带有很深的传统道德情节，有很大的理想主义成分。
所以，在这些历史事件中，中国传统文化不但没有阻止他，反而是他施行各种举措的助推力。哪怕真的回到古代，这些诸子百家也会更倾向于他，而不是进行辩护的“传统文人”们。
自由派由此认定，中国的本土文明是没救的。
所以，必须继续坚持追随西方，学习“现代思想”。依靠从清末到民国，引进的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西方倡导的先进精神，压制本土落后思维，才能杜绝类似事件。
但是传统自由派同样有巨大的理论漏洞。因为湖南大经师这套理论，同样是西方启发的结果。实际上，中国近现代的相关理论受法国影响非常大，尤其是五四前后引进的各种思潮，最成功的实践者就是湖南大经师他们自己。
质疑者认为，自由派最传统的理论就是法国人那套，但问题是法国人自己，按照这种理论，就搞出了大革命和雅各宾派。（在欧美港台那边，这个事件“恶劣”程度和大清洗、wg是一个等级的）。
因此，他们质疑，启蒙运动对于湖南大经师的尝试，到底是抑制还是推动。要知道，当年正是卢梭“教出”了罗伯斯庇尔，现在中国人也跑去学启蒙，推崇“德先生、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但很可能正是这二位先生，导致了后来一系列事件。
3.0那一章，我们就说过，不同的“西方文明”差别也是非常大的。而且随着法国的衰落和话语权的丧失，“西方先进文明”也出现了精分的现象。有一些概念，就变成了不能细说的东西，因为如果仔细追溯历史，很容易发现它在如今的话术体系里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前面提过的老话题，卢梭对自由的定义）
这里的问题就是，在平时大多数时候，“国际主流舆论”遇不到这种问题。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想这么深，只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强行圆上就行。但遇到湖南大经师这类话题，需要仔细剖析，用理论去解析理论的时候，就麻烦了。
在这个话题上，最大的尴尬点在于，湖南大经师自己，不仅是传统文化掌握的最好的那批人，也是学习西方文明最深入、水平最高的那一批人。洋人经师们自己辩经都辩不过他。
——而且还是当年那些真有经学水平的洋人，现在这帮人……
因此，他的理论和行事逻辑，比“主流舆论”的理论逻辑更坚实。用主流政治正确思路去剖析它，主流政治正确自己就出问题了。
其实批判湖南大经师各种尝试的最好方式，就是马主义和历史唯物自己，因为他那些尝试，明显能看出来，都跳的太厉害了。但港台和海外研究者（也包括同系统的一些大陆人）又不能公开学习、使用这些，所以，基本都只能用上面这两种思路，进行批判和宣传。
进行简单论述的时候（比如网络上的一些浅显宣传），这两种思路还能用。但对于深入研究者来说，理论问题依然没法解决，而且这两种思路自己都会打起来。
一些人干脆声称，湖南大经师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融合了中外最有效的理论，所以就没法按“中外对立”的常规套路，从单方面批判。（这个比喻也挺不准确的就是了……）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就得引入宗教。
对这个领域，湖南大经师确实没怎么涉足过。而且，他对于理解宗教模式和教徒思维，似乎也不怎么擅长。你看面对尼赫鲁的时候，他就看不透人家想啥了……可见，在印欧宗教的巅峰面前，湖南大经师也是有弱点的。
这些人我们可以叫“教徒派”，基本上是近些年出现的美式新自由主义者，尤其重视宗教。他们换了个视角，以求解决以上两种思路的问题。
“传统文人”（这个时候主要是港台新儒家了）的理论认为，西方人带来的“现代性”反而导致了以湖南大经师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等各种问题。教徒学者对此表示承认，但他们指出，这个“现代性”不是正统的西方文化特性。相反，西方最核心、最本源的文化——宗教，一直没有被认真引进。传统自由主义者的问题也是如此。传统文化的最大问题，或者说和西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宗教思想。但是，中国近代逐步引进西方的进程，引进到政体和意识形态之后，就停了。由于恰好把最重要的东西漏过去了，西方思想才没能压制本土的落后性。
中国的问题源自远古，湖南大经师思想的本质是“以人为神”，这一点在很古早的时候就有了。之后，不管是儒家的“圣人”，道教的“仙人”，佛教的“觉者”，都是让人成为神，是对人和神位格的混淆，所以都不能纠正这个问题。
近代（世界史的近代），洋人带来了基督教，才给了中国人纠正的机会，但大家都不以为意。
耶稣会在中国很早就开始传教，但利玛窦等人不坚持原则，放宽要求，结果只教了技术，没有让大家学到宗教信仰的本质。
梁启超等早期启蒙知识分子，接触了西方知识，但只是有选择地引进，还加私货。梁启超等人的“新人”之类的观念，和之前的“圣人”如出一辙。他们依然抛弃了基督教理念，还在坚持老一套。
而民国时代的“新派”知识分子，包括出国留洋的那些，也是如此。研究者发现，当时中国留法学生曾经广泛向法国知识界提出询问，请教当时的一众知名哲学家、文学家等人，中国到底学习什么才能实现启蒙。法国学者推荐的还是理性、自由、民主这类“法国传统思想”，这些思想经过归纳概括，形成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德赛二先生”理论。但没人给他们讲宗教的重要性。
而最后，马主义在西方没有成功，却在中国发展起来，也是因为中国的环境里缺乏宗教要素，导致人对神的普遍不敬。这是中国和其他文明相比最大的特色，也是这个区别产生的根源。
这个就是4.0章节说的“傲慢”的问题。而中国的种种行为，是傲慢这个罪行最经典的体现之一：扮演上帝。
在神学层面，扮演上帝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扮演创造的上帝。
这个说法大家应该经常能看到，尤其是生物学爱好者，因为目前欧美对现代生物技术主要的批判就是从这个领域出发的，天天担心研究生命创造生命是不是“人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甚至在文学作品中，这种思路也经常能看到，属于反派标配了。
但“扮演创造的上帝”其实不止是生物上，社会上也是适用的。试图绕过神，依靠人自己，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秩序，也是严重的罪行。共产主义思想，恰好就是这一类，因为它的理想本质是“抛开上帝的、人建立的凡世天堂”，所以必然受到教徒派的憎恨。
（这个不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的要求太高，不可能创立，强行硬上会出事——这是中式的实用主义思维。神学上的意思是，你在思考、研究这个理想，就是犯罪，因为你在试图用自己代替上帝。）
另一种扮演上帝的方式，是扮演拯救的上帝。
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更常见，最直白的称呼就是“解放”。但在神学层面，不管解放自己，还是解放别人，都是人救赎人的行为，属于扮演了上帝在拯救人这方面的角色，也是极大的罪过。
这两点都不是一般的不敬神，是直接去和上帝抢饭碗（你把人都给解放了，弥赛亚干嘛去）。所以，中国近现代的种种尝试，基本上把这些宗教罪名踩了一遍。
而且要考虑到，这一批研究者基本都是美国新教背景。天主教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妥协，把人解放人整合到教义里。但主流新教在宗教改革时期就确立的原则之一，就是之前说过的“唯独恩典”。他拒绝承认人有任何自我救赎的可能性（“人的全然败坏”），所以根本没有妥协的可能。
从新教角度看，近现代中国就是这么一种气死人的情况。（这也能解释美国为什么仇视共产主义。这不止是吊路灯的问题……）
新教背景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湖南大经师被神化的情况。这一点上，不同人观点不太一样。有些人认定是他个人的野心，想成为神。这一派研究者喜欢把湖南大经师归类为“假神”，大概就跟圣经里面的巴力什么的差不多，按那个进行批判。
不过，这个理论同样也要面对上文所说的，文明背景的问题。因为很容易就能注意到，中国文明本身，从古到今都有这种“傲慢”传统。
最后的结论就是，建国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不是湖南大经师一个人的错，而是整个中国现代文明的错。所有中国人，和历代以来，直接间接建设中国现代文明的相关人士，都应该进行反//思。包括利玛窦、梁启超、法国人……大家统统都得反//思。
（当代话术中，反//思也经常是个有宗教意味的词，因为和救赎、原罪是相关的，遇到这种词，就得看语境分辨了。
其实类似的也不少，因为当代的舆论界，受欧洲尤其美国的影响很大，很多舆论用词都沾染了些宗教色彩。
像上文说的“解放”，“傲慢”，“自信”，原本只是普通的词，但有时候，就有人特别纠结，很大原因就是额外附加了宗教意味在里面。）
（这词还真是敏感词……）
而湖南大经师和现代中国文明，已经脱离这个评判体系了。
基督教体系里最坏的撒旦，也只不过是“要与至上者同等”。而中国这边甚至不是这种“神很尊贵，所以我要和神等同”的思维，是直接不把神当回事，抛开他不管了。这都不是什么巴比伦索多玛的问题了，属于撒旦都没你坏这个级别的。
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也有很多成果，不过不太好归纳，因为普遍都有点神棍或者说癫狂（我见过一篇文章，在那儿认真论证三年自然灾害等于埃及十灾）。有些文章……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你把里头的“湖南大经师”替换成“伪帝”，把“上帝/神”替换成“四神”，能直接当邪教徒视角的战锤同人看。反正我是写不出这个味儿的……
反正我看了这么多资料，感觉是，研究中国足够深入的教徒，基本都会走向发疯。可能这是个普遍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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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那几章我发现，写美国真实权力结构和合法性结构的部分，比写tg的都容易炸，也是很迷……
反对者对湖南大经师的研究，和神学对其的批判：
之前在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不少对湖南大经师各种尝试的研究。
在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中，这类研究很早就是个显学了，大陆这边也有人跟进。这些研究有他们固定的视角，不过有一些研究的结果，其实是有点意思的。
对他们的研究进行研究归类，能看出来这些人的套路和逻辑基础，乃至看出我们这边会“当//局者迷”的一些东西。因为有些东西反而是敌对者抓的最准。
最早的研究者大多以传统文人自居，在他们的叙事里，一系列事件都是湖南大经师个人权力欲驱动的，和中国传统文明相矛盾。他们认为这种尝试，是对中华文明的对抗行为。有些激进的人进一步认定，这些事情都是引进西方思维的后果。所以只要恢复传统文化，限制个人野心，就能消除这种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
但这个论述，理论上漏洞很大，一直在面临质疑。比如自由派学者就反对这个论述。
这些自由派主要是持西化倾向的、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研究认为，湖南大经师的种种尝试，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否认，相反，儒道法墨兵各家的理念，几乎都能在他的尝试中被找到。
随着研究的增多，和狂热的褪去，很多研究者反而发现，“反传统”只是一个外壳。湖南大经师与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传统文明，有深厚的渊源关系。他的政治主张和行动，不是对传统的抛弃，而是一种“以传统反传统”式的升级改进。这种方式，中国古人也用了很多次了。
自由派因此认为，传统派属于吹牛。湖南大经师比他们自己，都更能代表这个“中华传统”。而湖南大经师的各种尝试，也不见得就是出于权力斗争需求，而是带有很深的传统道德情节，有很大的理想主义成分。
所以，在这些历史事件中，中国传统文化不但没有阻止他，反而是他施行各种举措的助推力。哪怕真的回到古代，这些诸子百家也会更倾向于他，而不是进行辩护的“传统文人”们。
自由派由此认定，中国的本土文明是没救的。
所以，必须继续坚持追随西方，学习“现代思想”。依靠从清末到民国，引进的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西方倡导的先进精神，压制本土落后思维，才能杜绝类似事件。
但是传统自由派同样有巨大的理论漏洞。因为湖南大经师这套理论，同样是西方启发的结果。实际上，中国近现代的相关理论受法国影响非常大，尤其是五四前后引进的各种思潮，最成功的实践者就是湖南大经师他们自己。
质疑者认为，自由派最传统的理论就是法国人那套，但问题是法国人自己，按照这种理论，就搞出了大革命和雅各宾派。（在欧美港台那边，这个事件“恶劣”程度和大清洗、wg是一个等级的）。
因此，他们质疑，启蒙运动对于湖南大经师的尝试，到底是抑制还是推动。要知道，当年正是卢梭“教出”了罗伯斯庇尔，现在中国人也跑去学启蒙，推崇“德先生、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但很可能正是这二位先生，导致了后来一系列事件。
3.0那一章，我们就说过，不同的“西方文明”差别也是非常大的。而且随着法国的衰落和话语权的丧失，“西方先进文明”也出现了精分的现象。有一些概念，就变成了不能细说的东西，因为如果仔细追溯历史，很容易发现它在如今的话术体系里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前面提过的老话题，卢梭对自由的定义）
这里的问题就是，在平时大多数时候，“国际主流舆论”遇不到这种问题。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想这么深，只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强行圆上就行。但遇到湖南大经师这类话题，需要仔细剖析，用理论去解析理论的时候，就麻烦了。
在这个话题上，最大的尴尬点在于，湖南大经师自己，不仅是传统文化掌握的最好的那批人，也是学习西方文明最深入、水平最高的那一批人。洋人经师们自己辩经都辩不过他。
——而且还是当年那些真有经学水平的洋人，现在这帮人……
因此，他的理论和行事逻辑，比“主流舆论”的理论逻辑更坚实。用主流政治正确思路去剖析它，主流政治正确自己就出问题了。
其实批判湖南大经师各种尝试的最好方式，就是马主义和历史唯物自己，因为他那些尝试，明显能看出来，都跳的太厉害了。但港台和海外研究者（也包括同系统的一些大陆人）又不能公开学习、使用这些，所以，基本都只能用上面这两种思路，进行批判和宣传。
进行简单论述的时候（比如网络上的一些浅显宣传），这两种思路还能用。但对于深入研究者来说，理论问题依然没法解决，而且这两种思路自己都会打起来。
一些人干脆声称，湖南大经师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融合了中外最有效的理论，所以就没法按“中外对立”的常规套路，从单方面批判。（这个比喻也挺不准确的就是了……）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就得引入宗教。
对这个领域，湖南大经师确实没怎么涉足过。而且，他对于理解宗教模式和教徒思维，似乎也不怎么擅长。你看面对尼赫鲁的时候，他就看不透人家想啥了……可见，在印欧宗教的巅峰面前，湖南大经师也是有弱点的。
这些人我们可以叫“教徒派”，基本上是近些年出现的美式新自由主义者，尤其重视宗教。他们换了个视角，以求解决以上两种思路的问题。
“传统文人”（这个时候主要是港台新儒家了）的理论认为，西方人带来的“现代性”反而导致了以湖南大经师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等各种问题。教徒学者对此表示承认，但他们指出，这个“现代性”不是正统的西方文化特性。相反，西方最核心、最本源的文化——宗教，一直没有被认真引进。传统自由主义者的问题也是如此。传统文化的最大问题，或者说和西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宗教思想。但是，中国近代逐步引进西方的进程，引进到政体和意识形态之后，就停了。由于恰好把最重要的东西漏过去了，西方思想才没能压制本土的落后性。
中国的问题源自远古，湖南大经师思想的本质是“以人为神”，这一点在很古早的时候就有了。之后，不管是儒家的“圣人”，道教的“仙人”，佛教的“觉者”，都是让人成为神，是对人和神位格的混淆，所以都不能纠正这个问题。
近代（世界史的近代），洋人带来了基督教，才给了中国人纠正的机会，但大家都不以为意。
耶稣会在中国很早就开始传教，但利玛窦等人不坚持原则，放宽要求，结果只教了技术，没有让大家学到宗教信仰的本质。
梁启超等早期启蒙知识分子，接触了西方知识，但只是有选择地引进，还加私货。梁启超等人的“新人”之类的观念，和之前的“圣人”如出一辙。他们依然抛弃了基督教理念，还在坚持老一套。
而民国时代的“新派”知识分子，包括出国留洋的那些，也是如此。研究者发现，当时中国留法学生曾经广泛向法国知识界提出询问，请教当时的一众知名哲学家、文学家等人，中国到底学习什么才能实现启蒙。法国学者推荐的还是理性、自由、民主这类“法国传统思想”，这些思想经过归纳概括，形成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德赛二先生”理论。但没人给他们讲宗教的重要性。
而最后，马主义在西方没有成功，却在中国发展起来，也是因为中国的环境里缺乏宗教要素，导致人对神的普遍不敬。这是中国和其他文明相比最大的特色，也是这个区别产生的根源。
这个就是4.0章节说的“傲慢”的问题。而中国的种种行为，是傲慢这个罪行最经典的体现之一：扮演上帝。
在神学层面，扮演上帝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扮演创造的上帝。
这个说法大家应该经常能看到，尤其是生物学爱好者，因为目前欧美对现代生物技术主要的批判就是从这个领域出发的，天天担心研究生命创造生命是不是“人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甚至在文学作品中，这种思路也经常能看到，属于反派标配了。
但“扮演创造的上帝”其实不止是生物上，社会上也是适用的。试图绕过神，依靠人自己，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秩序，也是严重的罪行。共产主义思想，恰好就是这一类，因为它的理想本质是“抛开上帝的、人建立的凡世天堂”，所以必然受到教徒派的憎恨。
（这个不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的要求太高，不可能创立，强行硬上会出事——这是中式的实用主义思维。神学上的意思是，你在思考、研究这个理想，就是犯罪，因为你在试图用自己代替上帝。）
另一种扮演上帝的方式，是扮演拯救的上帝。
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更常见，最直白的称呼就是“解放”。但在神学层面，不管解放自己，还是解放别人，都是人救赎人的行为，属于扮演了上帝在拯救人这方面的角色，也是极大的罪过。
这两点都不是一般的不敬神，是直接去和上帝抢饭碗（你把人都给解放了，弥赛亚干嘛去）。所以，中国近现代的种种尝试，基本上把这些宗教罪名踩了一遍。
而且要考虑到，这一批研究者基本都是美国新教背景。天主教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妥协，把人解放人整合到教义里。但主流新教在宗教改革时期就确立的原则之一，就是之前说过的“唯独恩典”。他拒绝承认人有任何自我救赎的可能性（“人的全然败坏”），所以根本没有妥协的可能。
从新教角度看，近现代中国就是这么一种气死人的情况。（这也能解释美国为什么仇视共产主义。这不止是吊路灯的问题……）
新教背景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湖南大经师被神化的情况。这一点上，不同人观点不太一样。有些人认定是他个人的野心，想成为神。这一派研究者喜欢把湖南大经师归类为“假神”，大概就跟圣经里面的巴力什么的差不多，按那个进行批判。
不过，这个理论同样也要面对上文所说的，文明背景的问题。因为很容易就能注意到，中国文明本身，从古到今都有这种“傲慢”传统。
最后的结论就是，建国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不是湖南大经师一个人的错，而是整个中国现代文明的错。所有中国人，和历代以来，直接间接建设中国现代文明的相关人士，都应该进行反//思。包括利玛窦、梁启超、法国人……大家统统都得反//思。
（当代话术中，反//思也经常是个有宗教意味的词，因为和救赎、原罪是相关的，遇到这种词，就得看语境分辨了。
其实类似的也不少，因为当代的舆论界，受欧洲尤其美国的影响很大，很多舆论用词都沾染了些宗教色彩。
像上文说的“解放”，“傲慢”，“自信”，原本只是普通的词，但有时候，就有人特别纠结，很大原因就是额外附加了宗教意味在里面。）
（这词还真是敏感词……）
而湖南大经师和现代中国文明，已经脱离这个评判体系了。
基督教体系里最坏的撒旦，也只不过是“要与至上者同等”。而中国这边甚至不是这种“神很尊贵，所以我要和神等同”的思维，是直接不把神当回事，抛开他不管了。这都不是什么巴比伦索多玛的问题了，属于撒旦都没你坏这个级别的。
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也有很多成果，不过不太好归纳，因为普遍都有点神棍或者说癫狂（我见过一篇文章，在那儿认真论证三年自然灾害等于埃及十灾）。有些文章……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你把里头的“湖南大经师”替换成“伪帝”，把“上帝/神”替换成“四神”，能直接当邪教徒视角的战锤同人看。反正我是写不出这个味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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