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合法性授权逻辑的变化 续1
2.1级：
当旧有的合法性授权思路彻底崩溃之后，新的思维方式也出现了。
标志：神权与神的脱离，合法性思路的变化
例子：宋元开始的中国后期王朝
事件1：五代的总崩溃和宋朝的努力
五代是秩序崩溃的一个巅峰，如何制止乱局，成了最关键的事。
宋朝结束了五代的混乱局面，但如何提高合法性，他自己也没数。宋朝对官方宗教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编（我们现在看的很多民间神灵都是宋朝推崇起来的），但效果并不好。
中原文明的底色，是看重现实的。通过宣传和仪式获得合法性，前提是能力也要达到期待。否则，不仅没有收效，还会让仪式和话术本身，也被连累，丧失神圣性。
但宋朝最缺的就是能力。结果是，他不但没能挽回自己的合法性，还让这些传统手法也成了笑话（比如他搞的封禅）。
因为合法性依然不足，宋朝统治者只能把现实管理手段发挥到极致。把文武官员隔离开，区别对待。竭力拉拢和偏袒上层军头，压制下层军人，在文官之间制造矛盾，纵容党争。这些手段都用上，才能维持低合法性王朝的稳定。
结果就是，他稳是稳了，但不管文武，效率都非常低。为了拉拢盟友，纵容上层对下层的欺压，导致内部矛盾也非常严重。所以遇到个认真打仗的愣头青，立刻就崩塌了。
宋朝的各种努力，还是没能在神权方面挽回一些颓势，甚至让事情更糟糕了。
事件2：中国的扩大，与辽金元的合法性探索
于此同时，另外一条线也在进行尝试。
辽金的出现，代表一个新局面的开始。
在这之前，大家明面上都还用着沿自西周的那套法统，理论上都是西周时期，各诸侯封地的势力，互相争夺天命。所以国号也都是西周的各种诸侯国。
但辽的名称，最大可能是来源于辽水。金的名称，是来源于按出虎（女真语的“金”）水。虽然还是地名，但这地方已经超出西周当年的统治极限了。
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是“中国”边界扩大的问题。
每个王朝末期，都会有地方势力纷纷崛起，重新争夺天下。而且只要是正常王朝，总会有开疆拓土，总会有新的边缘势力加入。
西周灭亡之后，陕西、湖北势力也想争夺天下了；汉朝灭亡之后，辽东、巴蜀的势力也想争夺天下了；唐朝扩的特别厉害，所以他灭亡之后，黑龙江的势力都想争夺天下了……
每一代都会有新的地区加入“中国”，而这些新地区在争夺天下的时候，总是会被其他人当成外人。但每一代的中国，都会比上一代更大，这些新地区也都会被继续包括进去。再一轮循环之后，更新、更靠外的人来了，他也就不是外人了。
（现在有人怀疑元朝清朝是不是外人，其实是现代人自己太菜。从有原始国家以来，中国每个中周期，领土都会比上一个大。结果这一次出意外了，至今居然还没超过元朝。
人群之间的“边界”，都是个相对概念。如果现在比元朝大，那就根本没这些问题了。大家天天就该在网上嘴炮，缅甸人是不是中国人，乃至莫斯科人、撒马尔罕人是不是中国人了。）
元朝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况。
同时，辽金还在坚持使用以往的五德轮转的学说，但两宋之后，五德的说法也基本上被抛弃了。
到元朝的时候，旧有的体系已经严重不堪用，也没法用来解释元朝自己。所以，必须想办法突破原有规则。但在这之前，唯一一个没遵守规则的，是王莽的新政权（他们本来就是想尝试理论突破，搞新体系的），这个例子也没法直接参考。
这时候，又回到那个概念：神权必须有神么？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所谓神权，或者说祭祀权，本质就是精神世界的领导权和治理权。只要你能说服大家，听从管理，那神权就是成功的。
而发展到现在，大家已经可以看出来，神不神，天不天，其实都是走个形式了。
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在解释合法性的时候，就基本放弃之前那套了。在建国的诏书里，他直接放弃了源自周人分封体系的国号，用了“大元”这样一个双字名。
在解释原因的时候，忽必烈说，现在时代已经变了，以前那些地名都不行，要用新的称呼。而他们这一朝的特点，是“舆图之广，历古所无”，所以要用新的命名方式，叫“大元”。
元朝官方解释是“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
所以他的合法性就是大。而且不是一般的大，是非常大，得用两个表示大的字叠加才行。
这就是上面说的思路的转变。他完全忽略了血统神圣性和神灵的构建，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更大，我更合法”。
虽然很粗糙，但这玩意儿居然还真能用。
结果，改革合法性叙事的尝试，儒家大宗师王莽没成功，大宗师忽必烈成功了……
之后的明朝，也依然延续这种思路。虽然建国祭天的诏书中，朱元璋说了一番天命转移的话，但看后续的各种诏令，他的号召力来源其实就是“打爆蒙古人”。这也导致官方话术里，对元朝的态度和精分了一样。但精分就精分，也没什么影响。
清朝干脆懒得讲这些话题。只有雍正试图做一番解释，但很快，统治阶层就发现，解释还不如不准解释。
神灵提供的合法性，已经沦落到不如“大汗能打”的说服力更强了。精神领域的权威，也和神几乎完全脱钩。不管是因为你能打，还是因为你能满足大家对于驱逐异族的期待，总之，大家只看现实的功绩，不理会其他那些虚的了。
元朝可以看做转变的一个标志。从此以后，大家熟悉的很多古代概念消失了。没人去封禅了，也少有人去继续算五德，朱元璋甚至懒得去给自己找个厉害祖宗。“天”越来越被现实的、事功的标准替代，离人越来越近，离天子却越来越远。
但很多大家更熟悉的近古概念，也在这之后出现了。
2.2级：
官僚的神性，天子与朝廷的重合、竞争，
标志：皇权与相权的定位重合与激烈冲突。官僚直接获得神性，开始和皇权竞争。
例子：明清中国
注：
这一级可以和1.2级（理想汉朝）对照着看。他们恰好是中国古代王朝时代，在祭祀权问题上的两极。
1.2级的时候，天子是在世神王，得到了天的直接授权，（天通过祥瑞直接“说话”表达支持）这种授权甚至可以是无条件的。天子是至高无上，且唯一的神性存在，官吏是依附于天子的工作人员，整个朝廷通过皇帝的授权，获得合法性。
但天的无条件授权，并不是真的无条件，而是要透支合法性的。透支到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说服力了。
2.2级的时候，经过上千年的败坏，皇帝理论上还是兼职大祭司，但已经没剩下太多超出凡人的神性威望了。皇帝需要通过自己，或者至少是家族实打实的功绩，才能得到认可。
精神世界的主导权，与现实世界的贡献高度相关，不是只靠掌握了教团和最高祭祀权，就能掌握住的了。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有个更典型的例子。在天主教里，有一个教义，叫“教宗永无谬误论”。意思大概是，当教宗以宗座的身份发言时，关于信仰的这部分，是永远不会犯错的。
教会认定，教宗们都是第一任教宗圣彼得的继承人，而圣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直接继承了耶稣的衣钵。他们的权威是按这个方式获得的。
用我们上文的模型表述，天主教会就是经典的：天（上帝/耶稣）——教宗——教会，这种传递方式。教宗不会犯错，是因为他从耶稣那里获得了神性。
天主教是西方世界发展最健全的祭祀权体系之一。除了少了个“民”的因素，后边那部分，和中国早期王朝几乎是一样的。
为什么《罪己诏》造成的轰动这么大，也是这个逻辑。神本来是不该犯错的，而且，在西汉时，皇帝的神性正处于巅峰，结果这时候，皇帝居然承认自己政策错误了……
这诏书效果倒是不错，毕竟这相当于自损王朝基石（还不止自己一个王朝）放的大招。但放多了，皇帝的神性就快速流失了。
（实际上一些现代学者一直在怀疑罪己诏是伪造的，因为这东西就不符合汉武帝的眼光和个性）
事件1：官僚的神性
皇帝神性在逐渐流失，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政权中，官僚也是具有“神性”的。
上古三代时，祭司群体被逐渐拆解、吞并，他们的职能被政府官吏接替。经典的属于祭祀权范畴的职能，例如教育、史学、天文算数……这些都被拆解到了官府的不同部门之中。
汉朝时有个有意思的xi俗：犯罪的人临死时，会去找官府，要求花钱赎罪；有时犯人死了，家属甚至会主动给官府钱，想把罪责就此勾销。
原因是，汉朝人相信，凡世的官府和死后世界的官府，是相通的。活着的时候，被官府判处的刑罚，如果没执行完，死后阴间官府还要把人抓去，继续执行。所以大家都尽量避免把罪名带到死后。
这种就是典型的，官府具有神性的例子。一直到后世，这种故事都不少。
从西周开始，祭祀权相关的职能，随着历史的发展，就在逐渐扩散。比如孔子之后，教育权就散播到全社会了。司马迁之后，修私史的xi惯也传播开了。
而官府本身，对于这些职能的管理，也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入基层。比如管理教育，到后来已经成了基层地方政府都要负责的事情。
所以，官府本身，已经成了执行祭祀权各项内容的机构。士大夫群体，则替代了祭司们的实际职责。朝廷官吏，还有和官吏紧密相关的士大夫群体，就也因此具有了神性。随着皇帝本人对神权的控制越来越虚弱，这个趋势更是越来越明晰。
（在各种文明中，文字、知识之类的概念，几乎都和神圣性，或者魔力是相关的。只不过在中国，知识传播的过于广泛，导致这个概念不太明显。但仔细考证一些传说和民俗，依然是广泛存在的。）
接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出身也越来越接近基层。他们学着相似的教材、被用相同的道德标准教育。这意味着，这些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它不但在维持世俗政府，也在实际运营着祭祀权的各个功能，还拥有自己的共同“信仰”。而且，比皇权更加接近民众。
说的直白点就是，一个新的政教合一群体出现了。我们一般把他们叫做“官僚”。
官僚也在本能地和皇帝争夺神权。为了摆脱附庸地位，不止在政治上，在祭祀权方面，也在如此努力。
经典的祭祀权授权逻辑，是：民——天——天子——朝廷，而朝廷官僚对此不可能满意。他们会主动接触“民”和“天”，绕过天子，争取实现：民——天——朝廷官僚。这样，就能和皇帝直接抗衡，而不是依附于皇帝才能存在了。
客观环境，也对官僚很有利。
“天”，也就是神圣性、合法性这些的标准，越来越倾向于实际功绩。而实际运营着国家的官僚们，当然更容易做出这种功业来。
只要做得好，就是“青天大老爷”（这个比喻可不是乱比的）。做得特别好，民众甚至会给他立庙——这些，就是神圣性了。
事件2：皇帝与官僚的神圣性争夺，皇权与相权的激烈冲突
如上文所述，在明清时期，两个授权体系矛盾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
神圣性体系不再为皇帝垄断，官僚和士大夫也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时不时就和皇帝不对付。当二者冲突时，官僚往往倾向于维护自己这边。而且，由于民——天——朝廷官僚的体系已经实际存在，官僚很容易就能打出“为民请命”之类的旗号，获得行动的合法性，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皇帝对此并没有很好的办法，因为官僚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完善的神圣性系统，不再依赖皇帝授权了。虽然程序上还是大祭司，但皇帝没法把官僚“开除教籍”，让他在精神世界上完蛋。
最激烈的手段，也就是进行肉体消灭——而且人家还不一定怕，因为这本质上不是死，这是殉教。
这还不算完，由于长期以来，皇帝的神性越来越弱，想要维持至高无上的权力，只靠“祭祀权”已经不够了。皇帝必须亲自下场，掌握朝廷中的关键权力，才能控制住整个政权。
如果不亲自干活，权力就会丢失。
如果亲自干活，那神性就会继续流失——神不会去处理具体事务，因为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出错的地方。而且神要是可以被质疑、可以被人评价、需要按照实际贡献和能力来获得报酬，那这还是纯粹的神么？
——当然，在这时的中国，哪怕真正的神，也会被人这么评价打分，按功绩祭祀的。这会儿，已经确实没办法了。
这个情况下，皇帝就是个有一定祭祀权的朝廷政务领//导人。
他最像谁呢？当然就是宰相。
而且神性越弱、插手朝廷事务越深入，就越像宰相。
到这个地步，皇权和相权已经不止是矛盾的问题了。以往的皇帝需要做的，是限制相权，通过拆分、限制、制衡，不让宰相有能力威胁政权。而这个时候，是皇帝亲自下场，去和宰相争夺朝廷的领导权——因为他俩的定位越来越重合了。
历史上的结果是，宰相直接没了。
自此，皇帝就要兼任宰相的职责了。但此时的宰相或者宰相们，已经是通过长期严格选拔，从全国挑出来的顶尖人才。而另一边，皇帝依然采用世//袭继承，根本没法保证每个皇帝都有对等的能力。
吞并宰相之后，皇帝的能力门槛也变高了。遇到能力强的工作狂皇帝，还能维持。皇帝水平只要跟不上，就是皇帝本人拖累整个行政体系，乃至拖累整个国家了。
从官吏的角度看，普通情况下的宰相权力太小，因为皇帝本人就是大宰相，官吏的首领，只是宰相掾吏里面领头的那些人。
而如果到了非要宰相不可的时候，也会很尴尬。因为执政宰相太像皇帝了，这种情况下，执政的官员如何定位自己，就是一个难题。和皇帝怎么交接，更是一个问题。
到这个地步，很多事情都已经没法正常收场了，皇帝和官僚不但不能合作，而且整天内耗。各种奇怪事情，往深层追究，都是这种畸形的合法性体系带来的。
请收藏本站：https://www.qu70.cc。笔趣阁手机版：https://m.qu70.cc
当旧有的合法性授权思路彻底崩溃之后，新的思维方式也出现了。
标志：神权与神的脱离，合法性思路的变化
例子：宋元开始的中国后期王朝
事件1：五代的总崩溃和宋朝的努力
五代是秩序崩溃的一个巅峰，如何制止乱局，成了最关键的事。
宋朝结束了五代的混乱局面，但如何提高合法性，他自己也没数。宋朝对官方宗教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编（我们现在看的很多民间神灵都是宋朝推崇起来的），但效果并不好。
中原文明的底色，是看重现实的。通过宣传和仪式获得合法性，前提是能力也要达到期待。否则，不仅没有收效，还会让仪式和话术本身，也被连累，丧失神圣性。
但宋朝最缺的就是能力。结果是，他不但没能挽回自己的合法性，还让这些传统手法也成了笑话（比如他搞的封禅）。
因为合法性依然不足，宋朝统治者只能把现实管理手段发挥到极致。把文武官员隔离开，区别对待。竭力拉拢和偏袒上层军头，压制下层军人，在文官之间制造矛盾，纵容党争。这些手段都用上，才能维持低合法性王朝的稳定。
结果就是，他稳是稳了，但不管文武，效率都非常低。为了拉拢盟友，纵容上层对下层的欺压，导致内部矛盾也非常严重。所以遇到个认真打仗的愣头青，立刻就崩塌了。
宋朝的各种努力，还是没能在神权方面挽回一些颓势，甚至让事情更糟糕了。
事件2：中国的扩大，与辽金元的合法性探索
于此同时，另外一条线也在进行尝试。
辽金的出现，代表一个新局面的开始。
在这之前，大家明面上都还用着沿自西周的那套法统，理论上都是西周时期，各诸侯封地的势力，互相争夺天命。所以国号也都是西周的各种诸侯国。
但辽的名称，最大可能是来源于辽水。金的名称，是来源于按出虎（女真语的“金”）水。虽然还是地名，但这地方已经超出西周当年的统治极限了。
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是“中国”边界扩大的问题。
每个王朝末期，都会有地方势力纷纷崛起，重新争夺天下。而且只要是正常王朝，总会有开疆拓土，总会有新的边缘势力加入。
西周灭亡之后，陕西、湖北势力也想争夺天下了；汉朝灭亡之后，辽东、巴蜀的势力也想争夺天下了；唐朝扩的特别厉害，所以他灭亡之后，黑龙江的势力都想争夺天下了……
每一代都会有新的地区加入“中国”，而这些新地区在争夺天下的时候，总是会被其他人当成外人。但每一代的中国，都会比上一代更大，这些新地区也都会被继续包括进去。再一轮循环之后，更新、更靠外的人来了，他也就不是外人了。
（现在有人怀疑元朝清朝是不是外人，其实是现代人自己太菜。从有原始国家以来，中国每个中周期，领土都会比上一个大。结果这一次出意外了，至今居然还没超过元朝。
人群之间的“边界”，都是个相对概念。如果现在比元朝大，那就根本没这些问题了。大家天天就该在网上嘴炮，缅甸人是不是中国人，乃至莫斯科人、撒马尔罕人是不是中国人了。）
元朝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况。
同时，辽金还在坚持使用以往的五德轮转的学说，但两宋之后，五德的说法也基本上被抛弃了。
到元朝的时候，旧有的体系已经严重不堪用，也没法用来解释元朝自己。所以，必须想办法突破原有规则。但在这之前，唯一一个没遵守规则的，是王莽的新政权（他们本来就是想尝试理论突破，搞新体系的），这个例子也没法直接参考。
这时候，又回到那个概念：神权必须有神么？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所谓神权，或者说祭祀权，本质就是精神世界的领导权和治理权。只要你能说服大家，听从管理，那神权就是成功的。
而发展到现在，大家已经可以看出来，神不神，天不天，其实都是走个形式了。
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在解释合法性的时候，就基本放弃之前那套了。在建国的诏书里，他直接放弃了源自周人分封体系的国号，用了“大元”这样一个双字名。
在解释原因的时候，忽必烈说，现在时代已经变了，以前那些地名都不行，要用新的称呼。而他们这一朝的特点，是“舆图之广，历古所无”，所以要用新的命名方式，叫“大元”。
元朝官方解释是“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
所以他的合法性就是大。而且不是一般的大，是非常大，得用两个表示大的字叠加才行。
这就是上面说的思路的转变。他完全忽略了血统神圣性和神灵的构建，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更大，我更合法”。
虽然很粗糙，但这玩意儿居然还真能用。
结果，改革合法性叙事的尝试，儒家大宗师王莽没成功，大宗师忽必烈成功了……
之后的明朝，也依然延续这种思路。虽然建国祭天的诏书中，朱元璋说了一番天命转移的话，但看后续的各种诏令，他的号召力来源其实就是“打爆蒙古人”。这也导致官方话术里，对元朝的态度和精分了一样。但精分就精分，也没什么影响。
清朝干脆懒得讲这些话题。只有雍正试图做一番解释，但很快，统治阶层就发现，解释还不如不准解释。
神灵提供的合法性，已经沦落到不如“大汗能打”的说服力更强了。精神领域的权威，也和神几乎完全脱钩。不管是因为你能打，还是因为你能满足大家对于驱逐异族的期待，总之，大家只看现实的功绩，不理会其他那些虚的了。
元朝可以看做转变的一个标志。从此以后，大家熟悉的很多古代概念消失了。没人去封禅了，也少有人去继续算五德，朱元璋甚至懒得去给自己找个厉害祖宗。“天”越来越被现实的、事功的标准替代，离人越来越近，离天子却越来越远。
但很多大家更熟悉的近古概念，也在这之后出现了。
2.2级：
官僚的神性，天子与朝廷的重合、竞争，
标志：皇权与相权的定位重合与激烈冲突。官僚直接获得神性，开始和皇权竞争。
例子：明清中国
注：
这一级可以和1.2级（理想汉朝）对照着看。他们恰好是中国古代王朝时代，在祭祀权问题上的两极。
1.2级的时候，天子是在世神王，得到了天的直接授权，（天通过祥瑞直接“说话”表达支持）这种授权甚至可以是无条件的。天子是至高无上，且唯一的神性存在，官吏是依附于天子的工作人员，整个朝廷通过皇帝的授权，获得合法性。
但天的无条件授权，并不是真的无条件，而是要透支合法性的。透支到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说服力了。
2.2级的时候，经过上千年的败坏，皇帝理论上还是兼职大祭司，但已经没剩下太多超出凡人的神性威望了。皇帝需要通过自己，或者至少是家族实打实的功绩，才能得到认可。
精神世界的主导权，与现实世界的贡献高度相关，不是只靠掌握了教团和最高祭祀权，就能掌握住的了。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有个更典型的例子。在天主教里，有一个教义，叫“教宗永无谬误论”。意思大概是，当教宗以宗座的身份发言时，关于信仰的这部分，是永远不会犯错的。
教会认定，教宗们都是第一任教宗圣彼得的继承人，而圣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直接继承了耶稣的衣钵。他们的权威是按这个方式获得的。
用我们上文的模型表述，天主教会就是经典的：天（上帝/耶稣）——教宗——教会，这种传递方式。教宗不会犯错，是因为他从耶稣那里获得了神性。
天主教是西方世界发展最健全的祭祀权体系之一。除了少了个“民”的因素，后边那部分，和中国早期王朝几乎是一样的。
为什么《罪己诏》造成的轰动这么大，也是这个逻辑。神本来是不该犯错的，而且，在西汉时，皇帝的神性正处于巅峰，结果这时候，皇帝居然承认自己政策错误了……
这诏书效果倒是不错，毕竟这相当于自损王朝基石（还不止自己一个王朝）放的大招。但放多了，皇帝的神性就快速流失了。
（实际上一些现代学者一直在怀疑罪己诏是伪造的，因为这东西就不符合汉武帝的眼光和个性）
事件1：官僚的神性
皇帝神性在逐渐流失，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政权中，官僚也是具有“神性”的。
上古三代时，祭司群体被逐渐拆解、吞并，他们的职能被政府官吏接替。经典的属于祭祀权范畴的职能，例如教育、史学、天文算数……这些都被拆解到了官府的不同部门之中。
汉朝时有个有意思的xi俗：犯罪的人临死时，会去找官府，要求花钱赎罪；有时犯人死了，家属甚至会主动给官府钱，想把罪责就此勾销。
原因是，汉朝人相信，凡世的官府和死后世界的官府，是相通的。活着的时候，被官府判处的刑罚，如果没执行完，死后阴间官府还要把人抓去，继续执行。所以大家都尽量避免把罪名带到死后。
这种就是典型的，官府具有神性的例子。一直到后世，这种故事都不少。
从西周开始，祭祀权相关的职能，随着历史的发展，就在逐渐扩散。比如孔子之后，教育权就散播到全社会了。司马迁之后，修私史的xi惯也传播开了。
而官府本身，对于这些职能的管理，也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入基层。比如管理教育，到后来已经成了基层地方政府都要负责的事情。
所以，官府本身，已经成了执行祭祀权各项内容的机构。士大夫群体，则替代了祭司们的实际职责。朝廷官吏，还有和官吏紧密相关的士大夫群体，就也因此具有了神性。随着皇帝本人对神权的控制越来越虚弱，这个趋势更是越来越明晰。
（在各种文明中，文字、知识之类的概念，几乎都和神圣性，或者魔力是相关的。只不过在中国，知识传播的过于广泛，导致这个概念不太明显。但仔细考证一些传说和民俗，依然是广泛存在的。）
接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出身也越来越接近基层。他们学着相似的教材、被用相同的道德标准教育。这意味着，这些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它不但在维持世俗政府，也在实际运营着祭祀权的各个功能，还拥有自己的共同“信仰”。而且，比皇权更加接近民众。
说的直白点就是，一个新的政教合一群体出现了。我们一般把他们叫做“官僚”。
官僚也在本能地和皇帝争夺神权。为了摆脱附庸地位，不止在政治上，在祭祀权方面，也在如此努力。
经典的祭祀权授权逻辑，是：民——天——天子——朝廷，而朝廷官僚对此不可能满意。他们会主动接触“民”和“天”，绕过天子，争取实现：民——天——朝廷官僚。这样，就能和皇帝直接抗衡，而不是依附于皇帝才能存在了。
客观环境，也对官僚很有利。
“天”，也就是神圣性、合法性这些的标准，越来越倾向于实际功绩。而实际运营着国家的官僚们，当然更容易做出这种功业来。
只要做得好，就是“青天大老爷”（这个比喻可不是乱比的）。做得特别好，民众甚至会给他立庙——这些，就是神圣性了。
事件2：皇帝与官僚的神圣性争夺，皇权与相权的激烈冲突
如上文所述，在明清时期，两个授权体系矛盾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
神圣性体系不再为皇帝垄断，官僚和士大夫也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时不时就和皇帝不对付。当二者冲突时，官僚往往倾向于维护自己这边。而且，由于民——天——朝廷官僚的体系已经实际存在，官僚很容易就能打出“为民请命”之类的旗号，获得行动的合法性，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皇帝对此并没有很好的办法，因为官僚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完善的神圣性系统，不再依赖皇帝授权了。虽然程序上还是大祭司，但皇帝没法把官僚“开除教籍”，让他在精神世界上完蛋。
最激烈的手段，也就是进行肉体消灭——而且人家还不一定怕，因为这本质上不是死，这是殉教。
这还不算完，由于长期以来，皇帝的神性越来越弱，想要维持至高无上的权力，只靠“祭祀权”已经不够了。皇帝必须亲自下场，掌握朝廷中的关键权力，才能控制住整个政权。
如果不亲自干活，权力就会丢失。
如果亲自干活，那神性就会继续流失——神不会去处理具体事务，因为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出错的地方。而且神要是可以被质疑、可以被人评价、需要按照实际贡献和能力来获得报酬，那这还是纯粹的神么？
——当然，在这时的中国，哪怕真正的神，也会被人这么评价打分，按功绩祭祀的。这会儿，已经确实没办法了。
这个情况下，皇帝就是个有一定祭祀权的朝廷政务领//导人。
他最像谁呢？当然就是宰相。
而且神性越弱、插手朝廷事务越深入，就越像宰相。
到这个地步，皇权和相权已经不止是矛盾的问题了。以往的皇帝需要做的，是限制相权，通过拆分、限制、制衡，不让宰相有能力威胁政权。而这个时候，是皇帝亲自下场，去和宰相争夺朝廷的领导权——因为他俩的定位越来越重合了。
历史上的结果是，宰相直接没了。
自此，皇帝就要兼任宰相的职责了。但此时的宰相或者宰相们，已经是通过长期严格选拔，从全国挑出来的顶尖人才。而另一边，皇帝依然采用世//袭继承，根本没法保证每个皇帝都有对等的能力。
吞并宰相之后，皇帝的能力门槛也变高了。遇到能力强的工作狂皇帝，还能维持。皇帝水平只要跟不上，就是皇帝本人拖累整个行政体系，乃至拖累整个国家了。
从官吏的角度看，普通情况下的宰相权力太小，因为皇帝本人就是大宰相，官吏的首领，只是宰相掾吏里面领头的那些人。
而如果到了非要宰相不可的时候，也会很尴尬。因为执政宰相太像皇帝了，这种情况下，执政的官员如何定位自己，就是一个难题。和皇帝怎么交接，更是一个问题。
到这个地步，很多事情都已经没法正常收场了，皇帝和官僚不但不能合作，而且整天内耗。各种奇怪事情，往深层追究，都是这种畸形的合法性体系带来的。
请收藏本站：https://www.qu70.cc。笔趣阁手机版：https://m.qu70.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