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四章 尊孔复古
对于钱程的疑惑，第一纪来客们大多是很惊讶的。很多人都没想到，他居然得出这个结论。
比如白芷一开始就认为，钱程的想法歪的太离谱了。钱程分析了一通，结果居然是鼓励和发展宗教，这实在让人无语。学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学人家的短处？难道放着科学思想不去学习，非要去学论证针尖上有几个天使么？
钱程却坚持认为，西洲人那边，也只有宗教能学了。
他看了些第一纪的论述，感觉颇有些失望。那些所谓“自由思想”、“理性思想”之类，实则毫无意义。这对他想要的结论，并没有什么帮助。
钱程认为，人人都有自由的思想，没有哪个文明是能用强力约束人的想法的。这实在过于高估了朝廷的能力。说这话的人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让一个政权全国上下能够统一思想，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有这能力还搞什么科学，直接征服世界吧。
实际上，中原人的思想非常自由，为了达到目标，就没有他们想不到的办法。至于为什么不去思考科学，这不还是因为科学的利润不够大么。说到底，这还是个实用主义的问题。
至于理性，则完全是个误解。西洲人的“理性”、“蒙昧”，和白芷他们以为的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教会认为，神是最原初、最完美的存在，所以神的灵，才是至高的理性。追求理性思想，实际上就是接近圣灵。相反，如果不信神，就是远离真理，也就是蒙昧迷信了。
真的要追求理性思维，那也不是去研究科学，而是去信拜上帝教。信了之后就能脱离多神教和原始泛灵论的迷信思想，走向理性与真理的光辉了。
这些东西吧……
钱程觉得，你要是拿去给不懂行的人宣传，倒是还行。但作为一个资深官僚，还给他看这些空泛口号，未免有些看不起人了。真以为他不懂这些话术啊……
而且，科学思想到底是什么？
按第一纪的说法，科学在早期归类里，属于哲学的一支——人家就叫“自然哲学”。而哲学，在当时的古西洲，和神学是密不可分的。
要研究科学，那么基本的理论，就必然涉及哲学和神学。白芷所说的，是从结果倒推，认为神学与科学无关。但如果和早年的西洲人一样，面对一个未知领域，又能从何而知这个结果呢？让神告诉你么？
她以为，只要研究逻辑学和数学，就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不会走西洲人的弯路，跑去琢磨神学，去研究针尖上的天使。但问题是，西洲人研究逻辑和数学，最终目的恰恰就是给神学提供工具。她以为针尖上的天使是副产物，是歧途，其实针尖上的天使才是人家研究科学的目的。
从已知的结果倒推，科学这部分对她来说更有用，所以她认为只要这个就行了。问题是，现实中，哪有只要好处的道理。想研究科学理论，就免不了得去研究针尖上有几个天使。
白芷无法说服钱程，就向其他人求助。但支持她的人，都没有充足的理由。高仲倒是想的比较多，但他的观点，比钱程还离谱。
高仲认为，这就是个碰运气的事儿，就不需要主动介入。如果知道有个方向更好，可以提点一下；不知道的地方，那就任其发展，反正说了也没用。
白芷认为这就是摆烂行为，但高仲提出了反问。
第一纪的时候，大家说西洲人最早有了科学的思想土壤。问题是，这个土壤又不是他们独有的。中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天方教世界继承了古代地中海文明的成就，并且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比如之前说的数学，实际上希腊人只有瘸腿的几何，是这些人把地中海的几何学，与天竺、中亚的代数学结合起来，才有了后世数学学科的完整雏形。
你要说思想，他也和西洲没什么区别。双方的宗教，甚至可以说是同源的，而且都有探究世界、解释神灵的需求。当时的天方教远比西洲一神教更加文明、开放。从极西的科尔多瓦，到中亚的撒马尔罕，很多城市都成为了文化与科学的中心，连当时的西洲学者都纷纷去取经。那会儿西洲能拿得出什么？
那么，为什么天方教各国却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呢？
这个问题可能很复杂，不好太简单地解释，但它作为反例，肯定是够了。
而且，高仲也认为，她举的那个“针尖上的天使”的例子，确实不合适。
中原人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不上教会的神学研究，觉得这都是奇技淫巧，还专门用这个例子，教育青少年，告诉大家神学的坏处。但问题是，钱程在这一点上又说对了——觉得经院哲学是奇技淫巧，完全没用，恰恰也是非常“儒生”的思维。
你觉得这个没用，但人家西洲人就觉得它有用。你觉得它是研究科学走向弯路的副产物，但西洲人眼里这才是主要产物，科学才是副产物。
如果不是为了研究针尖天使，教会也不可能长期对哲学和科学投入这么多的资源。站在另一个文明、另一个时代的角度，对此进行批判，是没什么意义的。
在钱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高仲等人也被他拉着从事这方面的思考。为了认真找出规律，高仲也看了不少钱程收罗的西洲著作，和青鸟给他们的第一纪档案。他认为，大家以往的印象，可能都是歪的。
经院哲学家或者说神学家们，认为自然哲学是有助于圣道的。他们大量采用各种哲学工具，包括“异教哲学家”们的成果。第一纪的教会如此推崇亚里士多德，其实就是因为把他当初了祖师爷。大家广泛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三段论、欧几里得的公理体系、还有从天方教那里学来的形而上学思路和最新的科学、数学成果。
这一时期的学者也不排斥理性。事实不是大家理解的“满脑子中世纪思想的教会束缚了科学思想，禁锢科学研究，宗教改革之后才打破教会垄断，让理性和科学被广泛接受”。相反，宗教改革出现的新教，才是反对科学，明确认为“自然哲学有害于圣道”的。
比如，经院哲学家认为，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主动探寻真理。通过道德的提纯和哲学上的智慧思辨，去认知圣道。
但路德宗认为，人是有原罪的，所以人的“自由意志”毫无意义。主观的思考、主观的行为，都不可能获得救赎，只能被动等待神的拯救。经院哲学家们自以为能主动地成为义人，得到救赎，但这本身才是更大的罪。
他们反对亚里士多德，也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错误太多，不够科学”；相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过于讲究哲学和科学，与新教教义冲突了。
高仲认为，想研究和思考这些问题，得抛弃很多思维定式。他们那个时代的常识，也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
现实中，并不是越改革就越“新”、越进步，相反，越改越原教旨、越极端也是很常见的现象。甚至，中世纪教会比近代新教，更接近于人们印象中的“科学、理性、自由”。那种西洲社会线性发展的观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当年受到的教育要去鼓吹新教。
但是，话说回来，在那个时代，喊喊口号可以，如果真要在古代做事，最好还是清醒一点，更别提现在这个魔幻的第二纪了。照着经书硬套，是肯定不行的——别管他是哪个经。更进一步来说，高仲认为，学习西洲人的成功经验，也只能学习结果。他之所以会想“摆烂”，是因为实际接触多了之后，发现这两边根本不是一个体系的。
比如，所谓哲学，被认为是科学产生的基础，但西洲人的哲学，和他那个时代，中原人定义的古代“哲学”，就不是一个概念。
哲学是西洲人思考和认知世界的方式，而中原人的思维是截然不同的。然而那时，中原人却试图用西洲思维方式，强行模拟诸子百家，给大家乱贴西洲标签。这种结果，真的有意义么？
同样，中原人的思维，真的可以模拟西洲人的思维么？钱程对此，似乎还有些信心，还想尝试下能不能学习西洲人的宗教经验，从而学来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但高仲是完全不指望的，他认为根本没有可能。
钱程认为，通过抽丝剥茧，是可以找到区别所在，从而进行下一步尝试的。比如，在同一时期，西洲有神学家，东方有儒学家。神学家研究圣经，儒学家研究五经。那为什么神学家最后研究出了科学，儒学家却没有研究出来？
白芷直觉的想法是，这是儒学本身不行。但你要说哪儿不行，似乎只能找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它束缚人的思想，不重视科技之类。但如果更深地去研究，这些结论的说服力就不太稳固了。
连钱程都不太相信这些。他告诉白芷，批判儒家是个很常见的事情，别说墨子等人在批判，儒家内部整天也都在互相批判。看看荀子的书，专门要写这么多来抨击其他儒家派别，就知道他们之间的纷争有多大。问题是，你批判也得批对地方。
教会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在这些“重要方面”有优势，相反，他们的优势可能在别的地方，甚至是被认为“落后”的领域，比如神学。鼓吹教会表现一般的地方，却对他们的长处视而不见，这样真的是想认真“对外学习”么？
至于那个所谓新教，钱程确实没见过，而且这个教义，看起来总感觉不是什么正经组织。不过他毕竟不是专业神学家，为了确认，就专门给卡尔曼大主教写信询问，要求他组织教士鉴定。大主教则在回信里郑重其事地说，这毋庸置疑，就是一群异端。
钱程不太放心，怀疑加拉西亚教会是不是过于滑头，刻意迎合自己。保险起见，又找了神学方面相当固执的民间人士——村姑让娜。结果让娜比大主教还激动，表示自己如果见到这些邪说者，一定会跟他们拼命。
都到这份上了，钱程也没办法了。
所以，他认为，“儒家不行”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输了就是输了。而为什么儒家不行，不行在什么地方，就可以从西洲人这边找到突破口，和修正的方向。
在这点上，他的结论，就是上面所说的“过于追求实用”——儒生们过于关心眼前，高尚的人沉迷于如何改进社会规则和社会组织，直接改善民众生活；庸俗的人干脆只关心如何用经书来升官发财。
最远的视野，不过是利用现有技术和条件，捣鼓出一些器械，节省民力，提高效率。所以，虽然有技术上的革新，但都是根据需求攒出来的。按白芷的说法，这只是一些不成体系的技术。
那如何让大家能适度地“务虚”？在中原这种环境残酷、竞争极其激烈的地方，这个特性说实话很难保持。那么其他文明，都是怎么实现的呢？
这一点倒是不难得出结论——除了中原，其他文明实际上都是宗教文明。也只有宗教组织，会不断给务虚的研究提供赞助了。
那问题就变成，在中原，怎么发展这种宗教组织呢？
当今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直接请神出面。如果西王母给钱给面子，事情就简单多了。然而西王母不但不慷慨解囊，还喜欢殴打钱程，导致这条路暂时没法走。
次一点的，就是直接用现有的西洲宗教、汉朝民间宗教、道家阴阳家学说，现场搭一个。这个倒是已经有正在进行的了，殷琼他们就是这种思路。
在开拓西洲之前，他们就按西王母的指示，发展了一段时间，接触西洲之后，两边的人又搞了不少类似“拜上帝教太平宗”之类的教派，连殷琼都去掺和。这么看来，也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向。
最后，就是儒家自己应该怎么办。
虽然西王母不给支持，但钱程觉得大不了自己干。
儒家缺的是什么？如今理论的短处是什么？他之前已经分析过了。当今的典籍，尤其是《春秋》这种显学经书，经史不分很严重。他有一些神圣性，但其他各种要素太多了。
同样，儒家也没有明确的崇拜对象。大一统时代，“天”或者“帝”被皇帝垄断了，其他神灵要么位格不足，要么没什么关系。虽然名义上都尊奉孔子，但也是和经书一样的问题——孔子终究是个记录很明确的历史人物，身上各种要素太多了，这是不利于崇拜的。
这些问题，都需要钱程进行解决。而解决的方式，就只能是提高神圣性。
对于孔子，要进一步推崇。把孔子继续抬高，与“道”、“大源”联系起来，作为离如今最近的“哲人之门”，和儒生们沟通大道、取得神圣性的渠道，进行崇奉。
对于典籍，也要更侧重它的“古代圣物”的一面。它们的设定，是古代接触大道的圣王，留下的遗产。典籍本身的文本、事件层，相对不那么重要，因为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道义——因为它们诞生于上古的大同时代，才如此神圣。
这些设定完善之后，就可以以此为平台，进行“务虚”的研究了。既然孔子和上古典籍被拔高，那么就可以和西洲人一样，宣称探寻自然规律、研究哲学工具，也是在儒家经学范畴内。
这可以提高人们对于暂时没有直接效果的科学研究的忍耐性。否则就现在这个样子，几年没出成果，大家很快又认为自然哲学是奇技淫巧了。
可见，尊孔复古，是当今推动科学发展的最好方式。
PS：
基督教神学来源于信仰之光，哲学来源于自然理性之光。哲学真理不能与信仰的真理相对立，它们确有缺陷，但也能与信仰的真理相类比，并且有些还能预示信仰真理，因为自然是恩典的先导。
——托马斯·阿奎那
阿奎那认为神学就是科学（scientia）的一种形式，它和哲学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上帝的。他认为“如果我们的精神正确地认识事实，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理智与上帝的理智一致，也即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他的学说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被称为“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体系”。作为经院哲学的主流，流传了很久，明末耶稣会传教的时候，还带到了中国。当时的士大夫还有直接拿来用的，可见也不是无法理解。
PS2：论纲19:以为能够通过实际发生(或者被做成、被创造)的事物清楚明白上帝的不可见之事的人，不配被称为神学家。——马丁·路德，《海德堡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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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白芷一开始就认为，钱程的想法歪的太离谱了。钱程分析了一通，结果居然是鼓励和发展宗教，这实在让人无语。学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学人家的短处？难道放着科学思想不去学习，非要去学论证针尖上有几个天使么？
钱程却坚持认为，西洲人那边，也只有宗教能学了。
他看了些第一纪的论述，感觉颇有些失望。那些所谓“自由思想”、“理性思想”之类，实则毫无意义。这对他想要的结论，并没有什么帮助。
钱程认为，人人都有自由的思想，没有哪个文明是能用强力约束人的想法的。这实在过于高估了朝廷的能力。说这话的人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让一个政权全国上下能够统一思想，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有这能力还搞什么科学，直接征服世界吧。
实际上，中原人的思想非常自由，为了达到目标，就没有他们想不到的办法。至于为什么不去思考科学，这不还是因为科学的利润不够大么。说到底，这还是个实用主义的问题。
至于理性，则完全是个误解。西洲人的“理性”、“蒙昧”，和白芷他们以为的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教会认为，神是最原初、最完美的存在，所以神的灵，才是至高的理性。追求理性思想，实际上就是接近圣灵。相反，如果不信神，就是远离真理，也就是蒙昧迷信了。
真的要追求理性思维，那也不是去研究科学，而是去信拜上帝教。信了之后就能脱离多神教和原始泛灵论的迷信思想，走向理性与真理的光辉了。
这些东西吧……
钱程觉得，你要是拿去给不懂行的人宣传，倒是还行。但作为一个资深官僚，还给他看这些空泛口号，未免有些看不起人了。真以为他不懂这些话术啊……
而且，科学思想到底是什么？
按第一纪的说法，科学在早期归类里，属于哲学的一支——人家就叫“自然哲学”。而哲学，在当时的古西洲，和神学是密不可分的。
要研究科学，那么基本的理论，就必然涉及哲学和神学。白芷所说的，是从结果倒推，认为神学与科学无关。但如果和早年的西洲人一样，面对一个未知领域，又能从何而知这个结果呢？让神告诉你么？
她以为，只要研究逻辑学和数学，就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不会走西洲人的弯路，跑去琢磨神学，去研究针尖上的天使。但问题是，西洲人研究逻辑和数学，最终目的恰恰就是给神学提供工具。她以为针尖上的天使是副产物，是歧途，其实针尖上的天使才是人家研究科学的目的。
从已知的结果倒推，科学这部分对她来说更有用，所以她认为只要这个就行了。问题是，现实中，哪有只要好处的道理。想研究科学理论，就免不了得去研究针尖上有几个天使。
白芷无法说服钱程，就向其他人求助。但支持她的人，都没有充足的理由。高仲倒是想的比较多，但他的观点，比钱程还离谱。
高仲认为，这就是个碰运气的事儿，就不需要主动介入。如果知道有个方向更好，可以提点一下；不知道的地方，那就任其发展，反正说了也没用。
白芷认为这就是摆烂行为，但高仲提出了反问。
第一纪的时候，大家说西洲人最早有了科学的思想土壤。问题是，这个土壤又不是他们独有的。中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天方教世界继承了古代地中海文明的成就，并且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比如之前说的数学，实际上希腊人只有瘸腿的几何，是这些人把地中海的几何学，与天竺、中亚的代数学结合起来，才有了后世数学学科的完整雏形。
你要说思想，他也和西洲没什么区别。双方的宗教，甚至可以说是同源的，而且都有探究世界、解释神灵的需求。当时的天方教远比西洲一神教更加文明、开放。从极西的科尔多瓦，到中亚的撒马尔罕，很多城市都成为了文化与科学的中心，连当时的西洲学者都纷纷去取经。那会儿西洲能拿得出什么？
那么，为什么天方教各国却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呢？
这个问题可能很复杂，不好太简单地解释，但它作为反例，肯定是够了。
而且，高仲也认为，她举的那个“针尖上的天使”的例子，确实不合适。
中原人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不上教会的神学研究，觉得这都是奇技淫巧，还专门用这个例子，教育青少年，告诉大家神学的坏处。但问题是，钱程在这一点上又说对了——觉得经院哲学是奇技淫巧，完全没用，恰恰也是非常“儒生”的思维。
你觉得这个没用，但人家西洲人就觉得它有用。你觉得它是研究科学走向弯路的副产物，但西洲人眼里这才是主要产物，科学才是副产物。
如果不是为了研究针尖天使，教会也不可能长期对哲学和科学投入这么多的资源。站在另一个文明、另一个时代的角度，对此进行批判，是没什么意义的。
在钱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高仲等人也被他拉着从事这方面的思考。为了认真找出规律，高仲也看了不少钱程收罗的西洲著作，和青鸟给他们的第一纪档案。他认为，大家以往的印象，可能都是歪的。
经院哲学家或者说神学家们，认为自然哲学是有助于圣道的。他们大量采用各种哲学工具，包括“异教哲学家”们的成果。第一纪的教会如此推崇亚里士多德，其实就是因为把他当初了祖师爷。大家广泛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三段论、欧几里得的公理体系、还有从天方教那里学来的形而上学思路和最新的科学、数学成果。
这一时期的学者也不排斥理性。事实不是大家理解的“满脑子中世纪思想的教会束缚了科学思想，禁锢科学研究，宗教改革之后才打破教会垄断，让理性和科学被广泛接受”。相反，宗教改革出现的新教，才是反对科学，明确认为“自然哲学有害于圣道”的。
比如，经院哲学家认为，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主动探寻真理。通过道德的提纯和哲学上的智慧思辨，去认知圣道。
但路德宗认为，人是有原罪的，所以人的“自由意志”毫无意义。主观的思考、主观的行为，都不可能获得救赎，只能被动等待神的拯救。经院哲学家们自以为能主动地成为义人，得到救赎，但这本身才是更大的罪。
他们反对亚里士多德，也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错误太多，不够科学”；相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过于讲究哲学和科学，与新教教义冲突了。
高仲认为，想研究和思考这些问题，得抛弃很多思维定式。他们那个时代的常识，也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
现实中，并不是越改革就越“新”、越进步，相反，越改越原教旨、越极端也是很常见的现象。甚至，中世纪教会比近代新教，更接近于人们印象中的“科学、理性、自由”。那种西洲社会线性发展的观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当年受到的教育要去鼓吹新教。
但是，话说回来，在那个时代，喊喊口号可以，如果真要在古代做事，最好还是清醒一点，更别提现在这个魔幻的第二纪了。照着经书硬套，是肯定不行的——别管他是哪个经。更进一步来说，高仲认为，学习西洲人的成功经验，也只能学习结果。他之所以会想“摆烂”，是因为实际接触多了之后，发现这两边根本不是一个体系的。
比如，所谓哲学，被认为是科学产生的基础，但西洲人的哲学，和他那个时代，中原人定义的古代“哲学”，就不是一个概念。
哲学是西洲人思考和认知世界的方式，而中原人的思维是截然不同的。然而那时，中原人却试图用西洲思维方式，强行模拟诸子百家，给大家乱贴西洲标签。这种结果，真的有意义么？
同样，中原人的思维，真的可以模拟西洲人的思维么？钱程对此，似乎还有些信心，还想尝试下能不能学习西洲人的宗教经验，从而学来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但高仲是完全不指望的，他认为根本没有可能。
钱程认为，通过抽丝剥茧，是可以找到区别所在，从而进行下一步尝试的。比如，在同一时期，西洲有神学家，东方有儒学家。神学家研究圣经，儒学家研究五经。那为什么神学家最后研究出了科学，儒学家却没有研究出来？
白芷直觉的想法是，这是儒学本身不行。但你要说哪儿不行，似乎只能找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它束缚人的思想，不重视科技之类。但如果更深地去研究，这些结论的说服力就不太稳固了。
连钱程都不太相信这些。他告诉白芷，批判儒家是个很常见的事情，别说墨子等人在批判，儒家内部整天也都在互相批判。看看荀子的书，专门要写这么多来抨击其他儒家派别，就知道他们之间的纷争有多大。问题是，你批判也得批对地方。
教会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在这些“重要方面”有优势，相反，他们的优势可能在别的地方，甚至是被认为“落后”的领域，比如神学。鼓吹教会表现一般的地方，却对他们的长处视而不见，这样真的是想认真“对外学习”么？
至于那个所谓新教，钱程确实没见过，而且这个教义，看起来总感觉不是什么正经组织。不过他毕竟不是专业神学家，为了确认，就专门给卡尔曼大主教写信询问，要求他组织教士鉴定。大主教则在回信里郑重其事地说，这毋庸置疑，就是一群异端。
钱程不太放心，怀疑加拉西亚教会是不是过于滑头，刻意迎合自己。保险起见，又找了神学方面相当固执的民间人士——村姑让娜。结果让娜比大主教还激动，表示自己如果见到这些邪说者，一定会跟他们拼命。
都到这份上了，钱程也没办法了。
所以，他认为，“儒家不行”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输了就是输了。而为什么儒家不行，不行在什么地方，就可以从西洲人这边找到突破口，和修正的方向。
在这点上，他的结论，就是上面所说的“过于追求实用”——儒生们过于关心眼前，高尚的人沉迷于如何改进社会规则和社会组织，直接改善民众生活；庸俗的人干脆只关心如何用经书来升官发财。
最远的视野，不过是利用现有技术和条件，捣鼓出一些器械，节省民力，提高效率。所以，虽然有技术上的革新，但都是根据需求攒出来的。按白芷的说法，这只是一些不成体系的技术。
那如何让大家能适度地“务虚”？在中原这种环境残酷、竞争极其激烈的地方，这个特性说实话很难保持。那么其他文明，都是怎么实现的呢？
这一点倒是不难得出结论——除了中原，其他文明实际上都是宗教文明。也只有宗教组织，会不断给务虚的研究提供赞助了。
那问题就变成，在中原，怎么发展这种宗教组织呢？
当今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直接请神出面。如果西王母给钱给面子，事情就简单多了。然而西王母不但不慷慨解囊，还喜欢殴打钱程，导致这条路暂时没法走。
次一点的，就是直接用现有的西洲宗教、汉朝民间宗教、道家阴阳家学说，现场搭一个。这个倒是已经有正在进行的了，殷琼他们就是这种思路。
在开拓西洲之前，他们就按西王母的指示，发展了一段时间，接触西洲之后，两边的人又搞了不少类似“拜上帝教太平宗”之类的教派，连殷琼都去掺和。这么看来，也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向。
最后，就是儒家自己应该怎么办。
虽然西王母不给支持，但钱程觉得大不了自己干。
儒家缺的是什么？如今理论的短处是什么？他之前已经分析过了。当今的典籍，尤其是《春秋》这种显学经书，经史不分很严重。他有一些神圣性，但其他各种要素太多了。
同样，儒家也没有明确的崇拜对象。大一统时代，“天”或者“帝”被皇帝垄断了，其他神灵要么位格不足，要么没什么关系。虽然名义上都尊奉孔子，但也是和经书一样的问题——孔子终究是个记录很明确的历史人物，身上各种要素太多了，这是不利于崇拜的。
这些问题，都需要钱程进行解决。而解决的方式，就只能是提高神圣性。
对于孔子，要进一步推崇。把孔子继续抬高，与“道”、“大源”联系起来，作为离如今最近的“哲人之门”，和儒生们沟通大道、取得神圣性的渠道，进行崇奉。
对于典籍，也要更侧重它的“古代圣物”的一面。它们的设定，是古代接触大道的圣王，留下的遗产。典籍本身的文本、事件层，相对不那么重要，因为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道义——因为它们诞生于上古的大同时代，才如此神圣。
这些设定完善之后，就可以以此为平台，进行“务虚”的研究了。既然孔子和上古典籍被拔高，那么就可以和西洲人一样，宣称探寻自然规律、研究哲学工具，也是在儒家经学范畴内。
这可以提高人们对于暂时没有直接效果的科学研究的忍耐性。否则就现在这个样子，几年没出成果，大家很快又认为自然哲学是奇技淫巧了。
可见，尊孔复古，是当今推动科学发展的最好方式。
PS：
基督教神学来源于信仰之光，哲学来源于自然理性之光。哲学真理不能与信仰的真理相对立，它们确有缺陷，但也能与信仰的真理相类比，并且有些还能预示信仰真理，因为自然是恩典的先导。
——托马斯·阿奎那
阿奎那认为神学就是科学（scientia）的一种形式，它和哲学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上帝的。他认为“如果我们的精神正确地认识事实，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理智与上帝的理智一致，也即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他的学说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被称为“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体系”。作为经院哲学的主流，流传了很久，明末耶稣会传教的时候，还带到了中国。当时的士大夫还有直接拿来用的，可见也不是无法理解。
PS2：论纲19:以为能够通过实际发生(或者被做成、被创造)的事物清楚明白上帝的不可见之事的人，不配被称为神学家。——马丁·路德，《海德堡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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