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章 双城 上
镇边郡，安远县城，一众官吏和衙役，聚集在城门外。
安远县是镇边郡郡治所在，城址坐落于河边，城外则是一条古代的道路。许久之前，这里就是前往原帝国中部各领地的主要交通枢纽，那条道路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精灵们还在北方活跃的年代。
人类帝国也渐渐衰落之后，这个繁华的边区重镇也随之失去了地位，只是作为帝国向乌尼亚地区扩张和殖民的前哨存在，甚至一度因为乌尼亚人的武装反扑，被捣毁、放弃过。
汉朝控制这里之后，征召周围居民，拆毁了坍塌的堡垒，在附近另行选择了现在的城址，又建立了新城。
这种新城老城并立的现象，在凉州很多地方都存在。安远县新城旧城离得还算近，有些县城甚至搬到了百里之外。因为当地绝大部分旧城，选址思路就和中原不太一样。
建城是一件很慎重的大事。在选址之前，凉州官吏就按照习惯流程，对周边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和寻访。钱程等人，还从乌尼亚教区和加拉西亚教区的档案里，抽调了不少资料，对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旱涝记录、土壤矿产，进行仔细的分析。
从搜集的资料中，可以很容易发现，当地的城镇，尤其新一点的城镇，选址大部分都在交通便捷、贸易发达的地方。因为它们的前身，是当地人自发形成的集市，或是商队停歇、交易的地点。
虽然他们的文明水平常年被人鄙视，但这数百年来，西洲人类的数量一直在增长，掌握的技术也在不断发展。连他们的国家组织，也比以往正规了很多。领主们依然是商业发展的最大障碍，经常干一些阻断商路、打劫商人的事情，但贵族们的秩序再差，也比完全没有秩序好。现在内陆的贸易，比过去已经发达很多了。
原来只能在海港和大城直接往来的大型商队，现在可以深入更多的地方。而沿途的城镇，也跟着快速繁荣起来。
官吏们还发现，这些城市实际上游离于当地的统治之外。市民和贵族时常发生冲突，有条件的城市都会建起城墙，招募卫队，像防贼一样防着他们名义上的领主们。
这倒是可以用已有资料，顺理成章地解释。
领主的主要势力在乡村。按照古老的封建传统，农民们向领主缴纳贡赋，而领主则用这些赋税养活自己的武士团。依靠整个领地提供的收入，领主可以保证自己和侍从们有足够的伙食，可以坚持长期的军事训练；有足够的物资，可以置备战马和军械。而这个武士团，要给领地提供武力保护，让大家能够在那个极其危险和恶劣的年代，生存下去。
后来，因为规模的扩大，教会也参与了进来。教会给领主提供知识，帮助这些文盲，运行更加复杂、更加庞大的组织。也给农民提供育种、养殖技术，帮他们改良农业，有时还会调解农民和领主的纠纷。一些地方，教会还有自己的宗教武士团和管理机构，可以代替领主的职能。
总而言之，虽然西洲从来不缺少暴力和苛政，但在乡村社会中，领主、教会、农民，确实是相互依存，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结构。
但城里就完全不一样。
这些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商人，还有工匠和服务人员。城市的生存，并不依赖于土地，而是依附于商路存在，靠商业利润养活自己。生活需要的物资，也可以从其他城市或是周围乡村直接购买。
而除了做生意，他们对乡间也没有多大兴趣。对城市来说，管理乡村太过劳累，利润也很低，一些有经济作物的庄园和矿场，还有开发的价值，其他的地方则完全得不偿失。
所以，市民并不想和领主一样，对乡村承担哪怕是名义上的义务。乡村只要向他们提供农产品原料，再买走商品就行。最好是做完买卖就走，不需要产生太多瓜葛。而且，能够组建城市的地方，市民已经有了足够强大的组织和武力，不需要当地领主提供保护。商人也能更容易获得教育，可以从师父那里学来行业中必要的知识，所以对教会的依赖也不高。他们并不需要加入乡村式的社会结构，只靠自己就可以了。
最后，大部分贵族都没有兴建和维护城市的能力，所以从一开始，城市就是在领主的控制之外形成的。这也导致领主对这种城市的控制，普遍都很薄弱。
对于传统的乡村社会来说，城市就像另一个文明，突兀地插进了自己生活的社会中，双方的关系，也理所当然的糟糕。
官吏们发现，就算是夏洛特这个级别的国君，对很多城市的控制依然是力不从心。城市只是向女王称臣，定期纳贡，管理城市的权力，还是在大商人和行会控制的市民议会手里。
而即使这种程度的松散控制，也不是很稳固，因为本质上，只是市民畏惧她的军队，向她臣服，请求妥协而已。一旦出现了新情况，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双方又会立刻产生矛盾，轻则讨价还价，重则大打出手。
更何况，加拉西亚现在还算好的。巴里希国王已经不知道被市民赶走多少次了，都不知道到底是谁住在谁的领地上。
这种控制力度，放在汉朝，只能算羁縻国。
但按照汉朝的标准考虑，西洲国家就没几个有本土了，国王们人均都是无地王……所以暂时也不能这么算。
相对而言，中原的城市，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钱程找太史帮忙，罗列史籍，很容易就能确认，现在的中原城市，大部分都是周朝时确立的。
要是按照西洲的标准，他们更应该叫城堡。
周天子派出诸侯去各地，带领自己的民众，建立城邑。这些城邑有些是商朝就有的旧城，有些是新城，但无论如何，都是被诸侯完全接管的。它们也不是为了商业才成立，而是完全为了军事目的。
和城堡的区别，大概就在于规模。中原战争的烈度太高，规模太大，只靠领主们的武士，是没法维持的。所以，诸侯手下的国人，全都得作为武士接受训练，参加战争。这些国人的家，和各种附属设施，都需要保护在城墙内，所以城邑也比城堡大了不少。
而且，因为国人数量太多，靠贡赋是不够的。国人自己也得出城耕地，有些小国，国君都得亲自去田里。即使这样，周人的国人数量也还是不够，很快，殷顽民、野人乃至归化夷狄，都被拉进了国人的行列。
和西洲一样，诸侯们当然也不可能都是理想的君主，但这套制度还是运行的不错。原因也很好理解，因为战争实在太激烈，水平不行的诸侯很快就被蛮夷干掉了，根本等不到城邑发展起来……
至此，凉州官吏基本形成了共识，那就是西洲的城市，和中原完全不是一回事。
钱程和一些学者则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他们总结后认为，西洲的传统贵族，属于农业性质的文明；新兴的城市，属于商业文明。而中原的文明，显然是战争文明。
哪怕都是城市，运行的原理也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强行套用之前在中原的经验，否则肯定容易出问题。但反过来说，放任他们继续这么下去，肯定也不行。
这种情况下，大家想出了一个更简单但也有效的方案——直接建立一座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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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远县是镇边郡郡治所在，城址坐落于河边，城外则是一条古代的道路。许久之前，这里就是前往原帝国中部各领地的主要交通枢纽，那条道路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精灵们还在北方活跃的年代。
人类帝国也渐渐衰落之后，这个繁华的边区重镇也随之失去了地位，只是作为帝国向乌尼亚地区扩张和殖民的前哨存在，甚至一度因为乌尼亚人的武装反扑，被捣毁、放弃过。
汉朝控制这里之后，征召周围居民，拆毁了坍塌的堡垒，在附近另行选择了现在的城址，又建立了新城。
这种新城老城并立的现象，在凉州很多地方都存在。安远县新城旧城离得还算近，有些县城甚至搬到了百里之外。因为当地绝大部分旧城，选址思路就和中原不太一样。
建城是一件很慎重的大事。在选址之前，凉州官吏就按照习惯流程，对周边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和寻访。钱程等人，还从乌尼亚教区和加拉西亚教区的档案里，抽调了不少资料，对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旱涝记录、土壤矿产，进行仔细的分析。
从搜集的资料中，可以很容易发现，当地的城镇，尤其新一点的城镇，选址大部分都在交通便捷、贸易发达的地方。因为它们的前身，是当地人自发形成的集市，或是商队停歇、交易的地点。
虽然他们的文明水平常年被人鄙视，但这数百年来，西洲人类的数量一直在增长，掌握的技术也在不断发展。连他们的国家组织，也比以往正规了很多。领主们依然是商业发展的最大障碍，经常干一些阻断商路、打劫商人的事情，但贵族们的秩序再差，也比完全没有秩序好。现在内陆的贸易，比过去已经发达很多了。
原来只能在海港和大城直接往来的大型商队，现在可以深入更多的地方。而沿途的城镇，也跟着快速繁荣起来。
官吏们还发现，这些城市实际上游离于当地的统治之外。市民和贵族时常发生冲突，有条件的城市都会建起城墙，招募卫队，像防贼一样防着他们名义上的领主们。
这倒是可以用已有资料，顺理成章地解释。
领主的主要势力在乡村。按照古老的封建传统，农民们向领主缴纳贡赋，而领主则用这些赋税养活自己的武士团。依靠整个领地提供的收入，领主可以保证自己和侍从们有足够的伙食，可以坚持长期的军事训练；有足够的物资，可以置备战马和军械。而这个武士团，要给领地提供武力保护，让大家能够在那个极其危险和恶劣的年代，生存下去。
后来，因为规模的扩大，教会也参与了进来。教会给领主提供知识，帮助这些文盲，运行更加复杂、更加庞大的组织。也给农民提供育种、养殖技术，帮他们改良农业，有时还会调解农民和领主的纠纷。一些地方，教会还有自己的宗教武士团和管理机构，可以代替领主的职能。
总而言之，虽然西洲从来不缺少暴力和苛政，但在乡村社会中，领主、教会、农民，确实是相互依存，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结构。
但城里就完全不一样。
这些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商人，还有工匠和服务人员。城市的生存，并不依赖于土地，而是依附于商路存在，靠商业利润养活自己。生活需要的物资，也可以从其他城市或是周围乡村直接购买。
而除了做生意，他们对乡间也没有多大兴趣。对城市来说，管理乡村太过劳累，利润也很低，一些有经济作物的庄园和矿场，还有开发的价值，其他的地方则完全得不偿失。
所以，市民并不想和领主一样，对乡村承担哪怕是名义上的义务。乡村只要向他们提供农产品原料，再买走商品就行。最好是做完买卖就走，不需要产生太多瓜葛。而且，能够组建城市的地方，市民已经有了足够强大的组织和武力，不需要当地领主提供保护。商人也能更容易获得教育，可以从师父那里学来行业中必要的知识，所以对教会的依赖也不高。他们并不需要加入乡村式的社会结构，只靠自己就可以了。
最后，大部分贵族都没有兴建和维护城市的能力，所以从一开始，城市就是在领主的控制之外形成的。这也导致领主对这种城市的控制，普遍都很薄弱。
对于传统的乡村社会来说，城市就像另一个文明，突兀地插进了自己生活的社会中，双方的关系，也理所当然的糟糕。
官吏们发现，就算是夏洛特这个级别的国君，对很多城市的控制依然是力不从心。城市只是向女王称臣，定期纳贡，管理城市的权力，还是在大商人和行会控制的市民议会手里。
而即使这种程度的松散控制，也不是很稳固，因为本质上，只是市民畏惧她的军队，向她臣服，请求妥协而已。一旦出现了新情况，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双方又会立刻产生矛盾，轻则讨价还价，重则大打出手。
更何况，加拉西亚现在还算好的。巴里希国王已经不知道被市民赶走多少次了，都不知道到底是谁住在谁的领地上。
这种控制力度，放在汉朝，只能算羁縻国。
但按照汉朝的标准考虑，西洲国家就没几个有本土了，国王们人均都是无地王……所以暂时也不能这么算。
相对而言，中原的城市，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钱程找太史帮忙，罗列史籍，很容易就能确认，现在的中原城市，大部分都是周朝时确立的。
要是按照西洲的标准，他们更应该叫城堡。
周天子派出诸侯去各地，带领自己的民众，建立城邑。这些城邑有些是商朝就有的旧城，有些是新城，但无论如何，都是被诸侯完全接管的。它们也不是为了商业才成立，而是完全为了军事目的。
和城堡的区别，大概就在于规模。中原战争的烈度太高，规模太大，只靠领主们的武士，是没法维持的。所以，诸侯手下的国人，全都得作为武士接受训练，参加战争。这些国人的家，和各种附属设施，都需要保护在城墙内，所以城邑也比城堡大了不少。
而且，因为国人数量太多，靠贡赋是不够的。国人自己也得出城耕地，有些小国，国君都得亲自去田里。即使这样，周人的国人数量也还是不够，很快，殷顽民、野人乃至归化夷狄，都被拉进了国人的行列。
和西洲一样，诸侯们当然也不可能都是理想的君主，但这套制度还是运行的不错。原因也很好理解，因为战争实在太激烈，水平不行的诸侯很快就被蛮夷干掉了，根本等不到城邑发展起来……
至此，凉州官吏基本形成了共识，那就是西洲的城市，和中原完全不是一回事。
钱程和一些学者则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他们总结后认为，西洲的传统贵族，属于农业性质的文明；新兴的城市，属于商业文明。而中原的文明，显然是战争文明。
哪怕都是城市，运行的原理也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强行套用之前在中原的经验，否则肯定容易出问题。但反过来说，放任他们继续这么下去，肯定也不行。
这种情况下，大家想出了一个更简单但也有效的方案——直接建立一座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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