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下)
杨日钊头痛的原因，当然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刘辰龙的要求。
在祁枫走后，刘辰龙就很坚决地向他表明，希望能够加入他们。杨日钊当然明白这是为什么，向刘辰龙说明了一些情况后，也就不再多劝什么了。他比刘辰龙清楚，就算刘辰龙取得了跟他们一样的身份，与祁枫之间也还是颇为渺茫，但却确实会多了一会希望。兄弟之间，有许多事心照不宣，是毋庸说的，反正刘辰龙想清楚了，决定了，自己就尽力帮忙就是。是以他在将汪木案情牵涉出来的旱魃与兵马俑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汇报上去的同时，也将刘辰龙的情况报了上去，现在正在等待着上面的进一步指示，但每次想起，总是仍不免会为他头痛上一阵。
二则是随着罗大海的恢复情况一天比一天好，工作组的专家们在对罗大海应该采取什么样措施的问题上居然吵了起来。工作组里的专家分成了两派，一边主张罗大海出院后应立即对其实行逮捕，一边则主张目前的事实还不足够让检察院方面对罗大海做出逮捕决定，双方各持已见，已经吵了一个多星期了。
其实这件事起因不过是一句玩笑，毕竟罗大海确实是这件凶案毫无疑问的第一嫌疑人，如果当时省公安厅的那位徐处长以比较委婉的语气提出当罗大海出院后立即对其执行逮捕的意见，相信省检的官员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但当时那位公安厅的那位徐处长说话说得太牛气了，直接是用命令式的语气说让检察院方面配合一下，也就不由得省检院批捕处的顾成兵副处长心里不爽。
顾成兵是老检察官了，从最早设置的刑事检察处开始，就一直在批捕起诉这块干，是以当下针锋相对地回了他一句：“徐处长，这件案子疑点处处，甚至连作案凶器也没找到，你们甚至还没有对嫌疑人进行问讯，就敢送到检察院来申请逮捕？我看还是先办刑拘，证据搞充分点再说，要不然我这里就通不过，我看徐大局长好像没有吸取九四年的教训嘛，还想再搞出一起全国通报批评的糗事来？”
那位省公安厅的徐志刚处长一下子就急了，也不顾杨日钊还在就拍着桌子质问顾成兵这话是什么意思，虽然在杨日钊、罗怀仁的劝解下事情没有再进一步激化，但就此之后省公安厅跟省检察院的专家们就分成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各自引经据典地论证着己方观点的正确性，搞得杨日钊头大无比。
杨日钊也是后来才知道，顾成兵跟徐志刚是老冤家了，当时徐志刚在武山市公安局当局长，顾成兵则是市检察院分管批捕起诉的副检察长，徐志刚有件杀人案在环境证据不足、仅有嫌疑人口供的情况下提请检察院对一名他们认定的凶嫌批准逮捕，当时顾成兵觉得这样过于草率，就退回补充侦查，但公安局自认嫌疑人的口供已经是最充分的证据，又将原来的卷宗原封不动地送到了检察院，顾成兵心头火起之下又把这卷子退了一次，还放话说公安局如果敢在送过来检察院方面就做存疑不诉处理。
这下子徐志刚不乐意了，找了当时市检察院的倪检察长直嚷嚷，说顾成兵是在存心找碴，完全破坏了政法两家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当时市院的倪检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也就做了顾成兵的工作，将这件案子定了下来，结果案子还没判下来，真正的凶手就因犯了其他的事落网了，无意中供出了他才是真凶，于是由此还牵扯出了市公安局对原本认定的嫌疑人加以刑讯逼供的丑闻，一批办理此案的违法干警被处理了，徐志刚虽然当时是被底下办案的干警误导了，但也负有领导责任，背了个警告处分，调离了武山市公安局长的岗位，降一级到省公安厅当了个副处级侦察员。最无辜的却是顾成兵，因为是在他手上批准了逮捕，也背了个大黑锅，跟徐志刚一样受到警告处分，调到省院当了个正处级副处长。
顾成兵对这件事一直都觉得很冤枉，尤其后来徐志刚又爬上来了，当了公安厅预审处的处长，职位还在他之上，更是让顾成兵心里总是有个疙瘩解不开。这时跟徐志刚狭路相逢，又见他说话那么牛气，不由得新仇旧恨一时都翻了上来，言语上也就不甚客气。
徐志刚却一直深以当年这件事为耻，他一直觉得最冤的应该是自己，底下几个具体办案的干警瞒着他搞刑讯逼供，把他也误导了，他当时去找检察院也是为了公安局的体面，结果为了这件事却耽误了自己仕宦生涯里最黄金的十年光阴，每次想起都要郁闷半天，这下子顾成兵这个老对头居然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公然提起这件事情，实在也让他气不打一处来。
什么事一但扯上了意气之争，就很说不清楚了，双方的专家各自搬来了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条文，开始互相为自己的论点辩驳着。面对省里两大机关的争论，罗怀仁也只好苦笑不已，不敢多话。而杨日钊劝了几次不果之后，也便听之任之了，毕竟在他看来，这种争执只是程序上的不同，实际效果都是一样的，反正罗大海是要控制起来的，至于是用刑拘还是逮捕，就当给闲了太久的两大系统的专家一个可以投射激情的空间好了。
刘辰龙是法律的门外汉，听了几次大辩论，倒觉得颇长见识。其实检察院方面的坚持也是有他们的苦衷的，现在的《国家赔偿法》设置得不太合理，一旦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案子，如果出现冤假错案，不管是不是因为公安局方面的侦查结果误导了检察机关，都一律要求检察机关进行赔偿并承担责任，是以像现在这种尚未对嫌疑人进行审讯的案子要求直接对罗大海采取逮捕，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了，更何况这件案子还有许多未理清的地方。是以他在心理上还是比较倾向于检察机关的意见的，不过他也和杨日钊一样，认为这样的争执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而且他也不是能拿主意的人，也就没说什么。
这段时间来，杨日钊还特地跑了趟北京，跟踪了一下玉牌的事情。刘辰龙也常到市立医院去看望罗大海，罗大海的恢复情况很是理想，虽然还没有醒过来，但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好转了起来，这时刘辰龙的功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偶尔趁着医护人员不注意的时候给罗大海用上一记“不空成就佛”手印，自然也能促使着罗大海的伤势痊愈得更快一些。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意外却终于出现了。
那天刘辰龙正在办公室里跟刚从深圳赶过来的亿科地产方面的一个副总商量着拆迁工程队入驻罗大海那个“确”的诸般注意事项，自从那日离去后，祁枫只来过一次砚海，一些不重要的事情都委托给这个副总处理了，杨日钊却忽然走了进来，脸色铁青，似乎生着很大的气。
刘辰龙还以为是那些专家又吵得厉害了，笑道：“杨兄，怎么了？又被那群返老还童的专家们闹得头大了？”
杨日钊深吸了一口气，开口淡淡说道：“我要被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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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祁枫走后，刘辰龙就很坚决地向他表明，希望能够加入他们。杨日钊当然明白这是为什么，向刘辰龙说明了一些情况后，也就不再多劝什么了。他比刘辰龙清楚，就算刘辰龙取得了跟他们一样的身份，与祁枫之间也还是颇为渺茫，但却确实会多了一会希望。兄弟之间，有许多事心照不宣，是毋庸说的，反正刘辰龙想清楚了，决定了，自己就尽力帮忙就是。是以他在将汪木案情牵涉出来的旱魃与兵马俑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汇报上去的同时，也将刘辰龙的情况报了上去，现在正在等待着上面的进一步指示，但每次想起，总是仍不免会为他头痛上一阵。
二则是随着罗大海的恢复情况一天比一天好，工作组的专家们在对罗大海应该采取什么样措施的问题上居然吵了起来。工作组里的专家分成了两派，一边主张罗大海出院后应立即对其实行逮捕，一边则主张目前的事实还不足够让检察院方面对罗大海做出逮捕决定，双方各持已见，已经吵了一个多星期了。
其实这件事起因不过是一句玩笑，毕竟罗大海确实是这件凶案毫无疑问的第一嫌疑人，如果当时省公安厅的那位徐处长以比较委婉的语气提出当罗大海出院后立即对其执行逮捕的意见，相信省检的官员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但当时那位公安厅的那位徐处长说话说得太牛气了，直接是用命令式的语气说让检察院方面配合一下，也就不由得省检院批捕处的顾成兵副处长心里不爽。
顾成兵是老检察官了，从最早设置的刑事检察处开始，就一直在批捕起诉这块干，是以当下针锋相对地回了他一句：“徐处长，这件案子疑点处处，甚至连作案凶器也没找到，你们甚至还没有对嫌疑人进行问讯，就敢送到检察院来申请逮捕？我看还是先办刑拘，证据搞充分点再说，要不然我这里就通不过，我看徐大局长好像没有吸取九四年的教训嘛，还想再搞出一起全国通报批评的糗事来？”
那位省公安厅的徐志刚处长一下子就急了，也不顾杨日钊还在就拍着桌子质问顾成兵这话是什么意思，虽然在杨日钊、罗怀仁的劝解下事情没有再进一步激化，但就此之后省公安厅跟省检察院的专家们就分成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各自引经据典地论证着己方观点的正确性，搞得杨日钊头大无比。
杨日钊也是后来才知道，顾成兵跟徐志刚是老冤家了，当时徐志刚在武山市公安局当局长，顾成兵则是市检察院分管批捕起诉的副检察长，徐志刚有件杀人案在环境证据不足、仅有嫌疑人口供的情况下提请检察院对一名他们认定的凶嫌批准逮捕，当时顾成兵觉得这样过于草率，就退回补充侦查，但公安局自认嫌疑人的口供已经是最充分的证据，又将原来的卷宗原封不动地送到了检察院，顾成兵心头火起之下又把这卷子退了一次，还放话说公安局如果敢在送过来检察院方面就做存疑不诉处理。
这下子徐志刚不乐意了，找了当时市检察院的倪检察长直嚷嚷，说顾成兵是在存心找碴，完全破坏了政法两家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当时市院的倪检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也就做了顾成兵的工作，将这件案子定了下来，结果案子还没判下来，真正的凶手就因犯了其他的事落网了，无意中供出了他才是真凶，于是由此还牵扯出了市公安局对原本认定的嫌疑人加以刑讯逼供的丑闻，一批办理此案的违法干警被处理了，徐志刚虽然当时是被底下办案的干警误导了，但也负有领导责任，背了个警告处分，调离了武山市公安局长的岗位，降一级到省公安厅当了个副处级侦察员。最无辜的却是顾成兵，因为是在他手上批准了逮捕，也背了个大黑锅，跟徐志刚一样受到警告处分，调到省院当了个正处级副处长。
顾成兵对这件事一直都觉得很冤枉，尤其后来徐志刚又爬上来了，当了公安厅预审处的处长，职位还在他之上，更是让顾成兵心里总是有个疙瘩解不开。这时跟徐志刚狭路相逢，又见他说话那么牛气，不由得新仇旧恨一时都翻了上来，言语上也就不甚客气。
徐志刚却一直深以当年这件事为耻，他一直觉得最冤的应该是自己，底下几个具体办案的干警瞒着他搞刑讯逼供，把他也误导了，他当时去找检察院也是为了公安局的体面，结果为了这件事却耽误了自己仕宦生涯里最黄金的十年光阴，每次想起都要郁闷半天，这下子顾成兵这个老对头居然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公然提起这件事情，实在也让他气不打一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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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辰龙是法律的门外汉，听了几次大辩论，倒觉得颇长见识。其实检察院方面的坚持也是有他们的苦衷的，现在的《国家赔偿法》设置得不太合理，一旦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案子，如果出现冤假错案，不管是不是因为公安局方面的侦查结果误导了检察机关，都一律要求检察机关进行赔偿并承担责任，是以像现在这种尚未对嫌疑人进行审讯的案子要求直接对罗大海采取逮捕，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了，更何况这件案子还有许多未理清的地方。是以他在心理上还是比较倾向于检察机关的意见的，不过他也和杨日钊一样，认为这样的争执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而且他也不是能拿主意的人，也就没说什么。
这段时间来，杨日钊还特地跑了趟北京，跟踪了一下玉牌的事情。刘辰龙也常到市立医院去看望罗大海，罗大海的恢复情况很是理想，虽然还没有醒过来，但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好转了起来，这时刘辰龙的功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偶尔趁着医护人员不注意的时候给罗大海用上一记“不空成就佛”手印，自然也能促使着罗大海的伤势痊愈得更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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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刘辰龙正在办公室里跟刚从深圳赶过来的亿科地产方面的一个副总商量着拆迁工程队入驻罗大海那个“确”的诸般注意事项，自从那日离去后，祁枫只来过一次砚海，一些不重要的事情都委托给这个副总处理了，杨日钊却忽然走了进来，脸色铁青，似乎生着很大的气。
刘辰龙还以为是那些专家又吵得厉害了，笑道：“杨兄，怎么了？又被那群返老还童的专家们闹得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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